唐努乌梁海是清代乌梁海三部之一。以境内有唐努山，故名。分为五旗四十六佐领。旗各设总管一员，由驻扎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选拟奏补。1864年(同治三年)中俄签订《塔城界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被沙俄割去西北部十佐领，相当今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和克麦罗沃州的南部地区。1911年(宣统三年)后中部二十七佐领为沙俄所强占，东部九佐领为当时宣布“独立”的喀尔喀封建主所占领。十月革命后中东部三十六佐领一度由中国政府收复，并派遣专员驻扎其地。但不久又被迫撤退。东部九佐领之地今属蒙古国库苏古尔省。中部俄占二十七佐领之地于1924年宣布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被并入苏联版图，称“图瓦自治共和国”，1948年又宣布改为“图瓦自治州”，1961年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今为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樊明方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撰文苏联侵吞唐努乌梁海的始末。
唐努乌梁海在现代地图上的位置
唐努乌距海位于蒙古国的西北，北至萨彦岭，南接唐努山。世界第七大河----叶尼塞河的上游流经其境。沿河地带土地肥沃、水草丰茂，适宜畜牧耕作。山区森林茂密，盛产黑狐、银狐、貂獭、灰鼠等珍贵毛皮。唐努乌梁海矿产资源极为丰富，铁、钾盐、石棉、煤及有色金属储量颇大。在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国北部边疆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
1864年，沙皇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乌里雅苏台界约》，唐努乌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此后，俄国加紧向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克木齐克四旗所在地区渗透。1914年，俄国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内局势不稳、中国政府无力顾及唐努乌梁海一带边防的机会，悍然宣布对唐努等四旗实行“保护”。此后，俄国政府强行在唐努乌梁海建立俄国的司法和行政机构，加紧向此地移民。沙俄残酷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地人民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收复领土、维护主权。《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为收复唐努乌梁海进行了4年之久的斗争。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1919年夏，中国政府以武力收复了此地。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国史学界已作过一些研究，本文不打算再次论及，这里只想对1919年后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的经过作一探讨。1919年回归的唐努乌梁海只在祖国的怀抱里生活了不长时间。不久，由于苏联(1922年以前为苏俄)的影响，唐努乌梁海重新沿着一条脱离中国的道路发展，直至并入苏联。
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几月之后，革命的冲击波就到达了唐努乌梁海。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人驱逐克木毕齐尔的旧俄官吏，在唐努乌梁海的俄国移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移居海境的俄国贫民开始均分富有俄人的财产；受其影响，唐努乌梁海土著居民中也发生了类似事件。6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召集各旗代表到克木毕齐尔开会。29日，“乌梁海俄国居民代表”与各旗代表订立了《脱离保护条约》。其中规定：唐努乌梁海从此不归俄国“保护，完全独立自治；交还旧俄白党强行收去的各旗印信；现住该地的俄人照旧居住，其已占土地归其永远享用；准许俄人继续在唐努乌梁海贸易，对现住俄人进行登记，造册送乌梁海官员备案；俄人不得随意出租所占房屋，迁移须经俄国官方和当地总管批准；俄人渔猎伐木须经当地官员许可；俄人与乌梁海人之间的诉讼案件，轻微者由双方官员会同审理，严重者由俄国在乌梁海的有关机关处理；禁止新的俄国移民迁入海境；遇到外来威胁时，俄人与乌梁海人共同对付。从这个条约可以看出，当时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唐努乌梁海的政策是：放弃“保护”的名义，同时将其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支持它与中国分离。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基本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全会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并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的确，正如苏联大使所说，实际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全会的决议的，而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致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平息下来。
三、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在中朝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金日成进一步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1956年11月1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举动，11月2日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中国副外长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中国人说，苏联承认在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的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Kim 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苏联控制唐努乌梁海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24年春，该地的一些封建主和喇嘛举行暴动，反对苏联控制唐努乌梁海，宣布唐努乌梁海并入外蒙。当年夏天，暴动被苏联军队镇压下去。同年，外蒙古当局要求唐努乌梁海划归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起初明确地予以拒绝。外蒙古当局再次提出要求，并请求组织一个俄蒙委员会来调处唐努乌梁海问题。苏联遂与外蒙当局谈判，对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在库苏古尔湖以西的边界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此后，苏联对唐努乌梁海与外蒙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安排。在苏联的促使下，1926年8月，“唐努图瓦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友好条约”。该约以1921年的“苏蒙条约”为范本，其中规定：订约双方彼此承认“独立”，并互派外交代表。
1926年11月24日，“唐努图瓦共和国”第四届大呼拉尔宣布：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大会通过的新宪法，再次确认了土地公有等原则。这个宪法的序言和句法结构，与1918年7月的苏俄宪法、1924年11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几乎完全相同。此后，唐努乌梁海开始了苏维埃化进程。1928年召开的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全唐努乌梁海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青年团的支部。一支按照苏联军队模式建立的军队，在1929年达到1600人，苏联人在军中充当教官和政治指导员。在1929年召开的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企图维护喇嘛教传统地位的右翼领导人被清洗出去。随后，唐努乌梁海开始了“反封建革命”。1930年四五月间，“图瓦贵族和俄侨富农企图推翻政府的反革命事件”遭到武力镇压。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没收剥削阶级的财产，清除喇嘛教，实行农牧业集体化。到1931年年中，唐努乌梁海的集体牧场达到166个，这种仿效苏联集体农庄而建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很多弊端，引起广大群众不满，不久宣布解散，小规模的私有农牧业经济被允许继续存在。1931年，一种新的文字在唐努乌梁海推广开来，蒙文停止使用。次年，“图瓦人民共和国”效法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1936年，“图瓦人民共和国”举行成立15周年庆祝典礼，国际社会中派遣代表前往致贺的只有苏联一国。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侵入苏联。当天，“图瓦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宣布：“图瓦人民将挺身参加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并要为此竭尽一切力量和手段，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接着，“图瓦人民共和国”派兵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图瓦人民共和国”向苏联运去马4万匹、牛羊60万头、驱逐机一大队、食物5列车。1943年3月，人民革命党领袖托卡率代表团赴苏慰问苏军将士。代表团带去肉187吨、鱼73吨、黄油54吨、灌肠18吨、长靴1万双，毛皮外套5000件。代表团在莫斯科和前线受到苏方的隆重欢迎。当时唐努乌梁海人的帐幕里普遍悬挂着斯大林、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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