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占中”三子宣布占中正式启动以来，香港以罕见的超高曝光率见之于大陆以外的媒体。大陆媒体虽然报道有限和略显迟钝，但是透过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大量关于香港的新闻得以传到许多关心时事的大陆人耳朵里面，以至于形成海内外共议香港局势的趋势。本来港人的集会人数才几万而已，后来由于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导致局势迅速升级，一下子有十几万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梁振英政府的强烈不满。随着占中的持续进行，不仅有黑社会势力开始卷入其中，激进势力一度甚嚣尘上，忽略中央的主权，而且还有建制派内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要求中央出面干预，破坏“港人治港”，甚至大陆有人抛出由于“香港例外论”才导致今日紧张局势的言论，从而使得“香港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国两制”经受考验。
香港占中
值此之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港人，都应该认真反思，积极寻找共识，避免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印度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妥协，都建基于双方有进有退互谅互让，但基本底线则绝不能够退让。放弃基本底线实际上就是投降。”对于中央政府、港人而言，基本底线就是“一国两制”及其《基本法》。当年，面对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打破习惯思维，开出“一国两制”的药方。香港回归17年的历史证明，“一国两制”的决策是对的，基于“一国两制”设想的《基本法》得到有效地实行。可以这样说，“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是中央政府、港人的最大共识，是任何时候在任何香港问题上都不能放弃的共识。本次占中所带来的香港紧张局势，理应让各方从“一国两制”中汲取智慧，进一步探寻“一国两制”的精髓，寻找缓解当下香港紧张局势的灵丹妙药。
面对香港的紧张局势，据悉，建制派内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开始要求中央出面干预。不管他们的初衷是好是坏，但是他们的要求不符合“一国两制”中“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根据《基本法》的第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可见，即使香港真的出现特区政府无法控制的“动乱”，需要中央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也只是中央根据具体情况在香港实行“有关全国性法律”，绝不是改变“港人治港”的政策。何况，占中所引起的香港紧张局势只是属于一般情况的社会波动，是在正常的港人“高度自治”的管辖范围之内，不需要中央的干预。中央应该保持对“一国两制”的尊重，让香港自主处理目前的问题，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根据《基本法》授予的权力协助香港处理危机，但目前局势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央表现出了高度的冷静和理智，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干预，而是让香港特区政府在第一线处理危机。国庆当天，《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珍惜良好发展局面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短文，基调是占中不是沟通，而是对抗，故将占中定性为非法集会，一方面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另一方面奉劝占中发起者、参与者尽早停止一切违法行为。相比于三个多月前《环球时报》的表现，本次官媒的表现不失为一种进步。2014年6月23日，香港“占中公投”人数接近70万关口的第二天，《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直接将港人与整个中国对立起来，态度非常的强硬和霸道。本次《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虽然依旧将占中视为对抗，但是却没有上纲上线。说明官媒也希望更加客观和接香港的“地气”。
香港占中登上美国杂志封面
但是，遗憾的是，香港面临的政制发展，特别是普选问题，加上由此引发的“占中”风波的时刻，这是内地相关机构和中央方面认真探讨“一国两制”实施的最佳机会。但内地媒体及官方，却恰恰共同忽略了这一点。唯有习近平反而在接见港台人士时强调了这一点。要知道，如果离开“一国两制”，任何解决香港问题的措施都会失去标准和共识。例如近日，内地官媒指出，香港出现“占中”是“香港例外论”作怪。用这种堂而皇之的“帽子”乱扣，正说明他们忘记了“一国两制”的真谛。从“一国两制”的角度，严格来说，香港相对于内地，不仅“例外”，而且“制外”，这正是香港的特点，也决定了对香港的管治也要“例外”。在本次占中运动过程中，认为香港今天紧张局势的总源头在于香港例外论的观点，让人感到言外之意是如果抛弃香港的特殊性，不再搞“一国两制”，那么香港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恰当的，这种认识更是危险的。可以说因为香港的例外是“一国两制”框架下《基本法》所赋予的正当权利。要看到，正是这种“例外”，让社会主义的理念有了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包容性和亲和性，也是社会主义优越的具体体现。中共不是强调“三个自信”吗？“一国两制”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有些官员不仅看不到这一点，还时时对此感到周身不自在。
香港可以“例外”，“制外”，但不能“法外”。作为“一国”，这个最大的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体的就是在香港实行的《基本法》。如果说“香港例外论”的提出，是想表明这一点，那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明确，不能“法外”也同时说明，首先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必须在《基本法》的范围内真正落实，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香港同内地的差异。因此那些抛出香港例外论观点的人，以及有类似想法的大陆官员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仍然是不够清晰，仍然有必要搞清楚“一国两制”的精髓，而不是每次香港一出现问题便动辄拿香港例外或者内地那一套说事。
多维之前就有多篇文章指出，一些港人将不满指向中央，原因是多样的，有别有用心的人挑动，也有港府、特首的管治思路偏颇和自身缺乏民意，以及因为经济、民生问题而怨气发泄等等。而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保持了它的社会多元化思维和表达方式，中央需要认真分析和细腻切割，尽量在团结绝大多数的基础上化解矛盾。人心在哪里都是杆秤，中央的包容和大度，恰恰是争取民众孤立和瓦解少数别有用心者的利器。如果动不动就将不愿听的话当作对抗、反叛，就要整治，反而会“亲者痛仇者快”，让别有用心者“事半功倍”，激化民意。今天的香港之所以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最重要的原因是港人对于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不满意，不理解，是希望普选成为真正约束政府的权力，使官员能真正为民负责，而不是只需要对中央负责就足够了。政改之于港人，恰如图腾之于原始人。追求普选是绝大多数港人的心声，是香港民意的集中体现。“一国两制”的一大核心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既然如此，作为“一国两制”的最初提出者和积极践行者，中央理应尊重这样一项符合绝大多数港人心声的诉求，绝对不能再把对待内地那套硬放在香港问题上面，而是让港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做出自己的决定。
当年，为了确保香港顺利回归，中央作出“一国两制”的决策，容许一国之内存在两种不同的制度，打破长期以来中国所存在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僵化观念。既然早在八十年代中央便有在一个被异族统治一百多年的殖民地推行“一国两制”，那么如今香港已经回归17周年，中央早已成为绝对的强者的背景下，难道不是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去赋予“一国两制”新的时代意义吗？既然曾经向港人庄严承诺过普选和“一国两制”，那么中央便应该容许港人带有政治诉求的抗议，绝对不能将用于内地的手段再用到港人身上，尊重和保障港人在新的时代下的诉求。
同样，港人也应该要尊重“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解国家宪法的意义，理解中央对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顾虑，不可以因为有“两制”就忽视“一国”，将二者分裂，甚至在这样的基础上被激进势力所利用和绑架。根据《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本条规定确实存在模糊的地方，但是这毕竟是依据国家宪法提出的要求，而香港的历史原因也使它比内地更具有社会复杂性，所以中央的顾虑完全有合理的基础。某种程度上讲，中央的疑虑正是来自于那些极个别的激进分子。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可以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来减少极端行为，不能让少数人的极端行为蚕食法治和破坏中央与香港市民之间的信任。中央通过此次占中也应该对香港的基本民意有所了解。上月末所开始的占中，自始至终，总体上基本有序，体现出港人的理性素质，使本来有可能陷入集体无意识乃至被绑架的抗议运动变得相对温和。如今，占中正在趋于平缓，未走向激进。中央不应该回避这一点，应该给于肯定。同时，香港争取政制发展的各方派别、团体，也应该在之后的讨论和沟通中坚持这种风格和做法，让矛盾和分歧在理性和规范中得到解决。生活中，人们都明白，排队有序地乘坐巴士一定快过乱哄哄地抢上巴士，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亦是同理。
在中外历史上，“一国两制”是一项新的创举，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无论是对于中央来说，还是对于港人而言，头脑中都缺乏一个清晰的“一国两制”的轮廓。对于靠坚持理念夺取天下和习惯于一党执政模式的中共来说，对“一国两制”这种多元体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成功接纳，只可能循序渐进，在探索中前进，不断应对新的变化，学会宽容看待两种不同的制度。作为“一国两制”的当事者，港人以往生活的社会生态也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利益上，是容易忽略“一国”而过多强调“两制”，让中央有所顾虑。这是“一国两制”在实行中两方面都需要警惕的差异。而不论是左还是右的激进力量也都会利用这样的差异极力扩大化，这是在落实和深化“一国两制”实践中中央和港人最要及时认清和打击的。 “一国两制”意味着一国之内将面临着两种不同的侧面，有着两种不同的视角，因此日后仍然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矛盾。每当此时，无论是掌握主动权的中央，还是参与其中的港人，都应该凝聚对“一国两制”的共识，认清“一国两制”的精髓和时代意义，互谅互让，尊重彼此的正常担忧与合理诉求，唯有这样，香港的社会才能避免撕裂，东方之珠才会继续保持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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