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中国河南省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尼娜影响造成的特大暴雨，导致60多座水库溃坝，近万平方千米受灾的事件，是世界第三大水灾及山体滑坡，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明确。一篇署名为《新史录》记者石磊的文章《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曝光溃坝事件内幕，并将矛头直指邓小平。然而纪登奎之子纪坡民针对此事发文《纪坡民：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对石磊编造对我"采访"的澄清和辩诬》予以驳斥。以下为纪坡民文章全文摘录。
1975年8月9日，河南“75·8”溃坝事件后的板桥水库
2011年夏，有几位朋友发短信告诉我，网上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采访”，询问是否可有此事？我不大上网，偶尔看看，觉得网上没谱儿的事太多了，也没在意，只简单回个短信：“全无此事”。谁知短信还有邮件接钟而来，一回再回，不胜其烦，才上网查查。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篇题为“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采访”，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仅从百度点一下“纪坡民”三个字，我几乎成为石磊这篇文章的“形象代言人”了。身在家中坐，谣言满天飞，我还蒙在鼓里呢。这“网络”的威力，如今也真算是领教了。于是，先发个申明，全文如下：
纪坡民申明：《新史录》记者石磊的所谓采访，全无此事！
我叫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儿子。近日，国内外中文网站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录”，此文耸人听闻地用“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作为标题 ，还煞有介事地标明“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随后则是一大篇所谓我的“谈话”。
为此，我通过“大风网站”发表申明如下：
一，我根本不认识《新史录》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
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新史录》记者石磊的采访。三，据我所知，石磊编造的这篇所谓采访，内容严重失实。
这篇所谓“采访”在网上的广泛流传，反映广大网民对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关心。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不过，我也提醒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还有称为《新史录》的网站，你们肆意编造对我的所谓“采访”，不仅严重违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而且对我构成侵权行为，已经违犯了法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人员 纪坡民
2011年8月27日 夜 于北京
在这个《申明》中，我说过“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既然承诺了，自然就得兑现。勿庸讳言，对1975年河南水灾进行介绍，也有我自已方面的一些理由：
一，这位石磊记者蓄意编造对我的“采访”，有必要进行澄清和辩诬。
二，大家都知道，1975年河南水灾，发生了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尤其死亡人数最多的水库溃坝事件，这场巨大灾难本身也是我们国家一件重要的大事。
三，许多人可能不大清楚的是，1975年河南水灾，我父亲纪登奎当年担任“中央慰问团”的团长，实际上是中央指挥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对1975年河南大水灾的全面情况，虽然我所知不多，却有责任将当年亲历亲闻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点介绍。
于是，开始动手写，可文章写了一半，因为心脏病复发住了医院，做了个搭桥手术，出院以后养病，一拖就是一年。在此，特向网民致歉。
对“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年直接听闻的一些情况，只能算是“拾零”。幸而一位水利专家的朋友送给我一些有关材料，聊作补充，以飧读者。
我介绍1975年河南水灾的情况，直接缘于对这位石磊记者编造“采访”进行澄清和辩诬，为了方便读者、省去查找原文的麻烦，此处先将《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全文引用如下：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
说明：目前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流传一则报道：“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 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 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 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决堤惨桉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决堤惨剧。
──《新史录》2011-08-25 19:34:12
“1975年河南水灾”的有关背景情况
看得出，这位石磊记者，他批评和指责的重点，是邓小平。我就先谈点有关邓小平在1975年的背景情况。政治家的事，当然首先是政治方面的情况。
先说得稍远一点吧。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丘上结束了自已的政治生涯。毛泽东在政冶和心理上受到重创，又有一大堆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可首先让他放不下的，是他心心念念记挂着的“接班人问题”。说起来，这“接班人问题”，在毛泽东的心头盘旋了几十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放弃了，如今林彪也完了，在毛泽东先后打过主意的若干人选中，他还是更看重考察了几十年的邓小平，“生姜还是老的辣”嘛。
“文化革命”，邓小平“时不利兮骓不驰”，按照毛主席的吩咐，作为接班人的“预备队员”，按老话说是“储君”，他呆在江西已经好几年了。
1973年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由纪登奎具体经办“解放干部”的手续，邓小平又“东山再起”了，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
不过，主席办事的章法，历来讲究个“因势利导”，邓小平接掌这个国家的党政大权，还有一个过程，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在1975年。
1975年1月，一再推迟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了，周总理强拖病体，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的决定，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的会议宣布：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此后，周总理住院治疗，邓小平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副总理”，实际上行使总理的职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施政风格，同周恩来可谓迥然有异，“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军队”……，以及后来一连串“整顿”，他杀伐决断、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不到半年，1975年的7月初，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又有进一步提升。时间大概是7月的头一两天吧，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具体地说，就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由此，整个国家党、政、军的全局，由邓小平接掌大权，也就是说，“文革”期间，原来周恩来行使的职权，由邓小平全面取代。按照中央的安排，国务院的工作，这时实际上就由李先念主持了。这位石磊记者说，河南水灾时，“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是不对的。
这些中央政坛的重大人事变动，都是毛主席决定的，他是何考虑？难以尽知。不过有一件事，成为这个转变的契机，这便是纪登奎的“浙江之行”。
这件事的起因是，1974年秋冬吧，毛主席在外地巡视途经浙江时，了解到“文革”前期的派性斗争，在“批林批孔”时又死灰复燃，闹得省委也瘫痪了，把浙江搞得一塌胡涂。“文革”中后期，这类问题大多是我父亲出面处理的。1975年春，去医院看望周总理时，总理几次嘱咐要我父亲解决一下浙江问题，还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浙江省有几千万老百姓呢。”可我父亲不大愿意去，邓小平也不大同意他去，后来还是主席发话了，不能不去了，于是，1975年7月初，就有了纪登奎的“浙江之行”。中央的事情头绪多端、错综复杂。当时，对“浙江之行”，邓小平和我父亲不大同意去的缘故，是因为中央的人都知道，浙江几个闹事的造反派头头，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也是张春桥支持的。显然，浙江的问题，根子在中央。而中央内部的分岐，不能暴露在地方和下级面前，这是中国政坛高层的规矩。因此，“投鼠忌器”吧，浙江的事处理起来很棘手。
从1974年夏，毛主席批评“上海帮”，还指示政治局开会批判他们。到1975年5月，政治局开会批“四人帮”，断断续续，批了近一年。
后来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对上海帮，政治局开会批了快一年了，他们几个人也不检讨。怎么办呢？主席，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主席对小平说：“好吧，那就先这样吧。不过，他们几个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总是要解决的。”
这是父亲后来对我说的。父亲似乎不大赞成小平的做法，他后来的说法是：“小平的想法是，他对人家高抬贵手，人家对他也会高抬贵手，这样中央就团结起来了。可小平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人家对他却没有高抬贵手。”父亲说的“后来”，是指“批邓”时的情况，他说的“人家”，指的就是“四人帮”。
不过，在1975年春夏时，“四人帮”因为在中央挨了批，灰溜溜的，政治上很被动。所以，邓小平搞“整顿”，需要中央开会决定什么事的时候，“四人帮”他们几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怎么捣乱。
让纪登奎去浙江解决问题，中央的安排，让王洪文一起去，这也是主席的意见，可能有点让纪登奎对他“传、帮、带”的意思吧。或许主席还另有深意：当年对“接班人”的考虑，王洪文也算一个，还相当正式，而且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可是，1974年一场“批林批孔”下来，对王洪文这个“接班人”，大概主席怎么看怎么不行，于是，下决心要放弃了。
当年的中央，王洪文是副主席，我父亲只是政治局委员；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这样的安排，对我父亲无疑是一件很别扭的事。可是，如今王洪文要去浙江“出差”，顺理成章，经毛主席批示，就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这也反映了主席“因势利导”的行事风格。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我父亲去浙江以后的工作日程和行踪，因为这同“1975年河南水灾”的事，在时间上是直接相联的。1975年7月初，纪登奎去浙江解决问题，前后共有近一个月。中间回北京一趟，向政治局汇报，中央批准他所提的处理意见后，随即付印，当天就带着中央处理浙江问题的文件，乘飞机返回浙江，传达文件、贯彻落实。浙江的两个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从浙江省的领导岗位上拿下来，送到河北省的一个农村，是王国藩那个大队吧，去“劳动锻练”了。
1975年7月下旬，纪登奎还在浙江，中组部的人也一同去了，对“整党试点”进行调研。我父亲当时的想法，对文革的派性问题，老是个别解决、零敲碎打的，不是个办法，要有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才好。父亲深一层的考虑，用如今的话来说，是想实现“文化革命”的“软着陆”。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可是，忽然，李先念从北京打来电话，又让他去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1975年春，邓小平搞“整顿”，所谓“九大整顿”，首先是整顿铁路；万里是铁道部长，新官上任，摩拳擦掌，披挂上阵了。第一炮，是徐州局，旗开得胜；第二炮，是长沙局，也颇有斩获。万里声名大振、再接再厉，可是，这第三炮，到郑州局时，却“溜子撞墙了”。
原来，徐州局和长沙局，掌权的是老干部，把少数几个闹事的造反派头头一抓，干扰排除了，铁路就通了。而郑州局的情况有所不同，“文革”中的造反派“二七公社”是多数，掌权的老干部也是支持“二七公社”的。在河南，万里一到新乡分局，就抓了个造反派头头，叫邢介江，以此推动郑州局问题的解决；却不料，揪“邢介江之流”，引发了郑州局的派性对抗；更让万里始料不及的是，前一段，郑州局的生产形势还是不错的，领导班子一闹起派性来，铁路生产的状况，主要指标火车车皮的“装车量”，同前一段时间相比，反而下降了。
“文革”时，铁路局是铁道部和当地省委双重领导，搞“整顿铁路”的九号文，改为铁道部为主，这里有一些“条块”之间的纠纷，都是历史上积累的圪圪瘩瘩的陈年旧账。如今，对铁道部处理郑州局的方针，河南省委有不同意见，双方搞得很僵，这又使河南省委和铁道部的分岐，眼看就要公开化了。
铁路是国务院管的事，郑州局是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叉点，是中国这两条铁路大动脉的枢扭，郑州局出了问题，影响全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李先念很着急，催着我父亲赶快去，还说：“郑州铁路局的事，没搞好，出问题了。登奎同志啊，你看他们两边，万里是你的老战友，建勋是你的老伙计，你还是去一趟吧，和他们两位好好谈谈，解决一下。”
于是，75年7月下旬，纪登奎又急匆匆地从浙江乘飞机直接赶往郑州。立即在省委三所召开会议，当务之急，自然是解决铁路和地方的“团结”问题。河南省委的，还有铁路方面，路局和部里的，两方面的人都来了。文革期间的两派问题，我父亲解决的多了，他的路子，还是“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搞好团结”那一套，这一次，他还抓了个典型，“三八女子乘务组”，让分属两派的正副组长现身说法，搞好团结，带动全局。
不过，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实际解决起来却麻烦得很，又涉及河南省和铁道部两个领导班子的分岐，不是打几句官腔就行的。父亲拿出他那“拚命三郎”的劲头，大会讲话，小会座谈，个别谈话，调查研究，忙得不可开交。
纪登奎这次来河南，本来是解决郑州铁路局的事。可是“派性”和“团结”问题，那时是个共性问题。“批林批孔”使“文革”前期的“派性”重新发作，到1975年夏，仍有一些余波，受派性影响，班子不团结，河南不少地区都有。
我父亲在河南工作二十年，同河南干部熟得很，在他们眼里，纪登奎是解决“老、大、难”的专家，他们被“派性”闹得日子不好过，这时也想让纪登奎帮他们解决点问题。刘建勋是老同志，过去纪登奎是他手下的“爱将”，这时虽然是“中央领导人”了，可他们俩的关系，却不大像官场上通常的上下级关系，而更像老朋友一样，刘建勋还像过去一样，他年纪大了，就抓纪登奎这个“壮丁”给他当差。乘着纪登奎在郑州，刘建勋召开了河南省委的常委扩大会，地委书记们都来了。连一些造反派头头，也闻讯赶来找纪登奎“告状”反映他们“受压”了，到省委三所闯关，可这一回被“挡驾”了。
而我父亲的态度，似乎来者不拒，都要见面谈谈，这或许是因为，到了基层，各种信息蜂拥而来，正是调查研究的好机会，可以给他系统解决文革派性问题的设想增加一些直接的感性材料。
不过，因为父亲和河南的人和事太熟了，事情一上手，说“调查研究”也不全是，说“解决问题”又没有下决心，时间也不够，结果，问题搞成个“夹生饭”，反而把他自已也卷进“是非窝”里了。同纪登奎以往解决各地的问题相比，依我看，他这次“河南之行”，是个“败笔”，后来他在政治上翻船，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些事说来话长，就此打住吧。
我翻腾这些陈年旧账，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1975年8月初，我父亲就在河南，大部分时间在郑州的省委三所，中间去过洛阳几天，也是为了调查解决几个大企业的“派性”问题。
刘建勋，还有河南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也都和父亲在一起，耿其昌，王维群，戴苏理，赵俊峰，……等省委领导，我都见过。我还和耿其昌说过几句话，记得是他诉苦：“你爸爸一回来，我们就天天跟着他熬夜，经常搞到夜里一两点。他身体好，白天也能睡觉。我跟他可比不了，晚上熬到后半夜，可早上一到六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天天如此，可真受不了。”那时候，我在河南密县一个公社当书记，我父亲来河南，是县委书记告诉我的，我请了个假，去看望父亲。七月底八月初，我也在省委三所，住在一号楼。父亲忙得很，我虽然就住在隔壁房间，可我睡了，他还没回来，我醒了，他走得没影儿了，好几天同他也说不上一句话。我呆着没事，就和秘书警卫们在一起，有时开大会也去听听。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农村的干部群众，粗粗拉拉的作风，已经习惯了；听他们开会讲话，文文气气、磨磨叽叽的，引不起多大兴趣，觉得有点无聊。
就在这时，发生了“1975年河南水灾”。
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时的亲见亲闻
父亲去洛阳轴承厂，我也跟着去了。在厂会议上开会时，一个造反派头头，中年人，是个女的，闯进会议室，大吵大闹；父亲很生气，训了她一顿，大概心情有点烦燥吧，还脱口嚷了一句，滚！当时我就在现场，是亲见亲闻。
后来，大概有人把这件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到1976年春“批邓”时，那时的说法叫“打招呼”，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有这么一句：“对造反派，不要动不动就滚！”，我马上想到，这不是批评我父亲吗？主席还有一句更有名的话，“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听了传达以后，当时我就认为，“走资派还在走”，说的是邓小平，“投降派确实有”，指的就是纪登奎。
我父亲和刘建勋还在洛阳，河南南部驻马店地区发生水灾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回郑卅了。调查和解决“派性”的事，自然得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回郑卅以后，我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发生水灾的事，我也听说了，印象还很深，不过是听秘书们说的。
直到2011年，刘建勋的儿子刘立强送给我一本《刘建勋纪念文集》，其中第449页记载了“75.8特大洪灾”的情况，我看了以后，才知道我父亲和刘建勋在水灾发生后那几天的行踪：
8月8日晚，我父亲和刘建勋还在洛阳，省委副书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王维群突然打来电话报告，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出事了！因通信中断，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父亲和刘建勋当即连夜返回郑州，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安排布置抗洪救灾，向中央报告，要求派军队支援。
第二天，8月9日，纪登奎和刘建勋，乘空军13师派来的安 ？24飞机，到达确山县的李新店机场，换乘吉普车走了一二十公里，因桥梁被洪水冲断，又从空军新乡基地调来直升飞机，在驻马店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降落。就像过去打仗一样，指挥位置靠前，才能情况明、反应快、决心下的正确。刘建勋和纪登奎他们两个过去虽然都是“地方干部”，可都经历过战争年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刘建勋还当过纵队政委，自然懂得这个道理。
先期到达驻马店的，是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和水利专家陈惺，这时，王维群返回郑州，负责抗洪救灾的后方支援工作，医疗队、防疫、各类物资器材等，当务之急是灾区群众的吃饭问题，组织食品加工，交通断绝了，就用飞机空投。
当时，省里的抗洪救灾指挥部，就设在驻马店驻军部队一所新建的干休所里。生活设施简陋，伙食也很简单、只有馒头，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同吃同住、一起紧张忙碌，就像回到战争年代一样。刘建勋年纪大了、体弱多病，紧张、忙碌、焦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医生劝他吃点安眠药，他说：“我有烟抽就行。”而纪登奎就像还是刘建勋的助手一样，他年富力强，甘心情愿地又让刘建勋抓了一回“壮丁”。当时，最重要的，是尽快准确地把汛情侦查清楚，纪登奎和刘建勋带着水利专家陈惺，那几天主要就是忙的这个事情，情况明，才能下决心，然后抓住抗洪救灾的关键环节作出决策。
关于水灾的情况，当时我是听几位秘书说的，我父亲的杨秘书，刘建勋的王秘书，他们没有跟首长外出，在省委三所留守当值。
豫南地区暴雨，三天之内就下了两年多的雨，板挢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先是漫坝，继而垮塌，滔天洪水瞬间冲向下游的田野，很多村庄都被冲跑了，庄稼就不必说了，京广铁路也冲断了……。这些情况，我当时就听说过。
水灾的信息，陆续传来，不过，也相当混乱，前后不一，没个准头。水库下游很多村庄，被洪水冲得没影了，死亡的人数，一会儿报来五万，一会儿又报来五万，一时间，说有十几万人淹死了，让人听得心惊肉跳！
过了几天，报来的消息，又说没有那么多。杨秘书说的一个例子，到今天我还记得：有一个公社，有几万人，开始说，全完了，一个人也没剩下，都淹死了；过了两天又报告，联系上了，人找到了，绝大多数逃出来了，只死了几百人。这也是我在当时听说的情况。
杨秘书还对我谈过这样一个情况：水库垮坝，库水下泄，滔天洪水突然涌来，下游较近的村庄，死得人最多，而且大都是老人、妇女、孩子，逃出来的，则是年青力壮的男人；下游较远的村庄，死的人就少一些，老人、妇女、小孩大都跑到安全的地方了，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强的男子。
我问扬秘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水库垮坝正是半夜，来不及发出警报，洪水冲进村庄时，人们还在睡梦中，许多人刚惊醒就被冲跑了；大家各自惊惶逃命，老人、妇女和孩子，体力弱、跑不及，就淹死了，年青力壮的男人体力好，有些人就逃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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