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曾前往苏联留学，先后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军事政治研究院。在苏联期间，蒋经国接受正统马列主义教育，成为社会主义坚定拥护者。他曾经加入苏联共产党，但“四一二事件”之后则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参与下乡劳动工作。在此期间，蒋经国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之间曾有过一段恩怨。作家张树德所著《蒋经国与蒋纬国：蒋家王朝第二代的人生沉浮》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较为全面的记述。以下为“第三章 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里”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1950年，蒋经国、蒋纬国携妻儿家庭郊游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于1925年10月离开了弟弟蒋纬国，同其他3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出国来到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首都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划上了句号。中苏关系也随之破裂。但斯大林为保住沙皇从中国抢走的领土，仍准备时机成熟时再与蒋介石政府协作。要想恢复、保持与中国南京政府的关系，蒋经国就成了一颗颇有份量的棋子，若形势发展于己不利，就可以蒋经国为“人质”，挟迫蒋介石就范。所以斯大林不但没允许蒋经国回国，并特意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蒋经国，询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蒋经国同斯大林的会见，虽说没谈什么实际问题，可改变了他在苏联的处境。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蒋经国被调回莫斯科担任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助理指导。1930年6月上旬，学校安排他带领学生们去各地访问、参观，使蒋经国有幸饱览了苏联的外高加索、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的美丽风光。他还见到了斯大林的母亲。为此，他感到非常荣幸。这个轻松愉快的任务，使他心中的郁闷有所缓解，且俄文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
但由于旅途的风霜劳顿，蒋经国回到莫斯科便病倒了，尔后被困病榻达3个月之久。病愈出院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市狄拿莫电气厂当学徒工，开始真正体验苏联最基层的劳工生活，在人生道路上独立地摸爬滚打了。对于蒋经国这次命运的安排，分析家们有两种说法。其一，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理论中，劳动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而工人阶级又是革命中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安排蒋经国到狄拿莫电气厂去工作，是给他的一份殊荣，同时要他在生产实践中得到锻炼。依据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哲理，若想获得和造就有用的人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使其将来能够胜任重要工作。其二，到1930年年中，在中国的大地上，蒋介石施展其超人的权术和政治手腕，纵横捭阖，在与诸军阀的争斗较量中，终操胜券，平定中原。无论如何，蒋经国毕竟是当时中国反革命霸主的儿子，其血脉里流的是蒋介石的血，而血浓于水，其情难断，其缘难绝，所以不能为他安排仕途，也不能用其所学到红军中当军官，索性用到工厂劳动作为对他惩罚的手段。在异乡把蒋介石的儿子作为人质，以警示蒋介石在反革命的道路上悬崖勒马，速速回头，不然他的儿子将要不断地遭受体罚、痛苦。
蒋经国在厂里面，还学过打铁，做过看守，打扫过厕所。和粗犷豪爽的工人在一起，他感到很充实。在这个环境里，他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万花筒，既体会到人们为了美好而拼搏的进取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以苦为荣精神，也看到一些他还无法解释的消极现象。比过去更成熟的是，他开始思考生活，认识生活。
蒋经国在工厂的车间学徒，工作任务总是完成得非常出色。他还利用工余时间到技术学校学习，一步一步地求得知识上的长进，使工作直接受益。他还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在工人们中间教授军事课，并以此获得进一步接近工人的机会，加深了他与工人间的友谊与了解。与工人打成一片，除了长相，他和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工人们对他非但没有什么敌意，反而越来越有好感。蒋经国到工厂不到一年，就小有名气，厂方的管理部门准备提升他为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
但是，蒋经国并未能够上任。他并没意识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牢固控制之中。
王明的“教育”
王明介入蒋经国的生活有一段需追溯的渊源。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人，生于1904年4月9日。父亲是一个小商人。王明6岁入私塾，秉赋较好，8岁就能写对联。16岁时，入安徽省立三农学校学习，这是个革命气氛很浓的学校。是值五四运动之后，校园里充满了生机。学生们爱国意识很强，王明在这个环境里也受到感染，偶尔也有进步的举动。1924年，王明从三农学校毕业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在这里，他认识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梁仲明，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关于苏联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同时，梁仲明关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组织与活动，更使王明大开眼界。于是王明便走了与其他激进青年一样的道路，开始写文章 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诸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也开始出现在他的文章 里。1925年当五卅运动发生，蒋经国在上海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王明也在武昌参加了由中国国民党党部组织的活动。他在这些活动中崭露头角，当上了武昌学生联合会的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青年团，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得知国共两党正在招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前去报名，后被录取，与蔡和森等50余人一起前往苏联，与蒋经国求学于同一校园。到莫斯科后，王明较快地掌握了俄语，他便决心出人头地，当人上人。
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央支部局实施《训练工作指导纲要》。“纲要”的本质，与笼罩整个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潮完全一致，王明以为要想在这个环境里“有所作为”，首先要讨好顶头上司。于是很快学会且开始实践阿谀奉承的本领。
王明看出，由于苏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同情托洛茨基而逐渐失宠，遂选择了得宠于斯大林的副校长米夫，想方设法向他靠拢。在米夫眼里，这个王明独有其聪明才智，也乐于提拔。这样，王明在1926年暑假学生公社改造时当上了主席。后来，米夫到中国考察工农运动和革命情况，需要一个翻译和助手，王明又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对于王明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显示自己的机会。他陪同米夫于1927年1月起身来中国，先访问广州，后又访问上海。那时，上海的工人起义刚刚胜利，米夫自是无比高兴。四一二事件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米夫在中国让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内，坚持与国民党继续合作，遵照这个指示，米夫在4月27日至5月9日间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为了培植亲信，以便严格地控制中国共产党，曾经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部长。经过讨价还价，陈独秀让王明担任了中宣部秘书，并兼《向导周报》编辑。王明在中国期间，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一文，以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支持让中国共产党与武汉政府的左派合作。出人意料的是，武汉政府的左派没有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设计与中共合作到底，该年7月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王明与米夫只好一起回到苏联。
回苏不久，米夫就取代拉狄克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有了这层关系和经历，王明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可以看出，在当时，蒋经国完全不是王明的对手。
“江浙同学会”风波，就使蒋经国领教了王明的厉害。
从国共关系恶化，中苏两国断交之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没有国民党学员了。中国革命的挫折不仅激化了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同时苏联的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所反映。因为苏共要把本党的观点立场变成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或绝大多数支部的观点，以求思想的统一。如此一来，建立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就因为早已存在的思想分歧而卷入反对“托派”的斗争。此时，王明控制的支部起了作用：凡是同情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一律严厉制裁。同时，王明还以自我为中心，顺者昌，逆者亡。
尽管王明有米夫做后盾，同学们仍是不服气，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与王明对立。这些反对王明的同学，多是江苏、浙江两省来的。为了制服他们，王明运用了从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学到的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的“锐利武 器”----对从事反党活动的小集团，一经确定，立即消灭。于是，捏造了“江浙同学会”一案，肇启了党内斗争的罪恶先例。事情的经过是，当时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的蒋经国、肖劲光、左权等人享受红军军官待遇，每个月的津贴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多出不少。1925年春季，蒋经国收到他原在中山大学的同学的来信，大意是说：我们要搞一个江浙同学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常常接济我们一点钱，作为会费。蒋经国看完信后就随手放在抽屉里，然后写了封回信，信的大致内容是：你们的学习和生活可好？很想知道你们的情况。我现在特别忙。你们信中要的“会费”，很抱歉，这个月我交不了，钱都用完了。下月一定补交。可是蒋经国万没想到苏联的内务部到处派人监视所谓的“重点”人物，他也在被监视之列。他扔在抽屉里的信和他的回信全部被“缴获”送到有关部门，最后转到王明手里。王明如获至宝，开始紧追不舍。
首先，他采用“无罪推定”的伎俩，肯定这个“小组织”的存在，并且给它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便是反对他的那些同学，而会长则依信件为据，自然就是蒋经国了。
然后，王明开始行动。他向米夫做了汇报，强调阶级斗争的复杂与尖锐，特别指出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参与在这个小集团之内，并被推为会长，更是一个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的极为重要的动向。
接着，王明向米夫建议请向忠发来中山大学做报告。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没有什么理论修养，可他敢说敢干。他本是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的，后来在这里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九次全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左”倾情绪严重，对知识分子干部表现出不信任和反感，片面地强调领导层的工农比例，所以这时的向忠发在莫斯科很走红。王明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向忠发的声望，向他的对立派发难。王明给向忠发提供材料，向忠发也未做调查，便信以为真，于1928年8月14日开会发言，严厉批判这个“反革命组织”。会后，一些人被逮捕，一些人被开除，学生中人人自危。
王明在莫斯科利用向忠发对那些反对派进行了报复，而在列宁格勒的蒋经国也在劫难逃。他是“首犯”，焉有不治罪之理？于是勒令让他“交待”。可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这类的事纯属子虚乌有。可是不“交待”，有关部门又不放过他。他真是有口难辩，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虽然蒋经国后来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是那些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敢于同王明的错误行为做斗争的正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扭转了局面。
常言道：物极必反。那些被王明污蔑为反革命的“江浙同学会”的同学们开始很害怕，王明也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就越发起劲地威逼他们。同学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他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情况，请求帮助。也有正派的同学给蒋经国写信，对他进行安慰，让他沉住气。
当时，周恩来作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正在莫斯科。此后不久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新选举的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也留了下来。他们二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调查这个已闹得很难收拾的案件。周恩来和瞿秋白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了解，与苏联内务部接洽，终于搞清了事情的真相。1928年8月15日，瞿秋白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监委以内务部的调查材料为依据而做出的结论提出异议，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的“江浙同学会”。
是年秋，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组成三方联合调查组重审此案，最后彻底否定了王明捏造的所谓反革命小团体。至此，蒋经国的冤屈才算得以澄清。
“劳动改造”的艰辛
1929年3月，左右蒋经国命运的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到沪后，王明就起劲地贯彻共产国际本来就相当激进的“左”倾方针。从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这4个月的时间里，写了约35篇文章 来宣传共产国际的理论。
九一八事变后，对于在日寇侵略下的中国人民，王明等人为了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忠诚而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其结果只是给参与斗争的人民造成无谓的牺牲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王明极“左”路线的另一个恶果，就是把有可能团结抗日的广大中间阶层推向敌人的阵营，从而破坏和极大地削弱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有生力量。
在极“左”思潮不可一世的情况下，王明又于1931年回到莫斯科。从此时起，他就是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红色“麦加”，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他是说一不二了。而此时蒋经国，又等于进了“如来”的手中。由于蒋经国对王明不满，时不时对王明露有微词，后来便传到了王明的耳朵里。王明对几年前整“江浙同学会”败北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寻机报复，而这时的蒋经国又让他抓住话柄，当然不会轻易放过，非要给这个反革命魁首之子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他通过共产国际向苏共有关部门表示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向反革命魁首的儿子交出丝毫的权力，从而建议工厂取消对蒋经国的推荐，不再提名他为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结果，蒋经国这位还未到任的副主任，在萌芽中就被判了“死刑”。接下来，王明又提出制裁蒋经国的新的建议，要他到接近北极圈的阿尔泰去开采金矿。
蒋经国得到消息后，有高兴之念也有恐惧之忧。高兴的是，如果去到阿尔泰，就可摆脱王明的控制，少遭劫难；恐惧的是，阿尔泰天气寒冷，终年是冰天雪地，自己的身体可能难以适应，再一考虑，即使到了那里，王明的“权威”也难以逃脱，他可随时通过苏共对他进行“遥控”。于是，蒋经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留在莫斯科的请求。最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网开一面，把蒋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如果说当初到工厂做工对蒋经国还有看重一说，意在对其进行锻炼培养的话，那么此次到农村去贬义色彩就重多了，也可以说是成为其父从政的“替罪羊”。但无论客观上做何评论，作为蒋经国来说，主观上一直都很积极。在工厂，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他努力工作，积极进取，同工人打成一片，学到了不少东西，一度曾受到器重。此次到农村，他则开始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农民。他生活在俄罗斯农村，过的是一个贫苦农民的生活，有时比农民还要苦，几乎到了风餐露宿的境地。在逆境中，他自强不息，学习犁地、耕田，用自己的勤劳又迎得了农民的拥戴，最终被选举为集体农庄的副主席。可以说，学工也好，务农也罢，蒋经国既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也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而这些经历，都在他的思想深处打下深深的烙印。
到农村“改造”近一年，蒋经国被召回莫斯科。此时，他面临的是中国大地和苏联境内一片倒蒋和反蒋的声浪。
这时王明已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地位更高，权势更大了。根据周围的政治气氛，蒋经国没能在莫斯科呆下去，又被安排去了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进行劳动改造。
到了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蒋经国从其他渠道得知，王明关于他的安排去向问题，曾给共产国际和苏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好把蒋经国调到西伯利亚的雅库特或者阿尔泰地区，让他在离莫斯科几千里远的金矿里工作，但千万不要让他到远东去。”当时王明的考虑是远东对他来说是“天高皇帝远”，鞭长难及，再则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如瞿秋白、吴玉章 等经常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开展革命工作，而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王明特别憎恨的，他担心蒋经国如身临其境与那里正直的人士联合起来，他就无法控制和摆布了。
既然蒋经国脱离不了王明手心，就得任其摆布。最终还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进行劳动改造。
蒋经国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拖着大病初愈的软弱身体，带着那只早已破烂不堪的箱子，艰难地向阿尔泰进发。
到了阿尔泰，蒋经国目睹的是一片冰天雪地、罕见人烟的荒凉，他不由得联想起在书中读到的当年苏武被放逐的景象，此时若在耳畔响起悲凉的箫乐，叫任何人都会潸然泪下。
进入了矿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矿区外围的铁丝网，看上去就像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用它“包围”这些形形色色的“罪犯”，真是万无一失。矿区的地形非常开阔，几乎是寸草不生，很有利于看守犯人，如有逃跑者，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再加上此地一年中的大多时候都是冰雪覆盖，即使逃跑者侥幸能逃出矿区，也会被冻死在半路上。其次，蒋经国看到的是那众多的看守人----他们沿着铁丝网密密地分布着，一个个荷枪实弹，忠于职守，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劳改，蒋经国对自己的身份还比较模糊的话，而这里的客观环境已很清楚地告诉了蒋经国此时自己的身份。
艰苦的劳动改造开始了。
犯人们睡的是通铺。每天天刚亮犯人们就起床，进矿井工作两个小时再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又到矿井里工作，直到晚上天黑了收工后才回到地面上来。为了让犯人“服罪”，中外统治者同样地使用着苦其皮肉劳其筋骨的办法，以表示对罪犯的惩罚。而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中，劳动是光荣的事业，为什么要把这项事业独让罪犯从事呢？蒋经国开始考虑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矿区里刑事犯打政治犯，男犯人轮奸女犯人的事时有发生。一次蒋经国看见一个男子在纠缠一个姑娘，吓得姑娘直喊“救命”，蒋经国便上去拦住那个男人，放走了姑娘，结果被那个男人一顿拳打脚踢……人们却装作没有看见，匆匆走开。事后，好心的难友告诉他：“我们这里的姑娘妇女没有一个得以幸免。上帝保佑我们是男人。请你时刻记住：我们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我们是会干活的动物。”另一个难友对他说：“你不要按照什么人的尊严，像高尔基说的什么‘大写的人’去看待你自己和别人。”看到和听到这些，蒋经国感到地狱一般的可怕和阴森。矿上的人忍耐着，各自为了不同的理想和责任忍耐着这猪狗般的生活。此时的蒋经国同样也在煎熬中等待着，至于到底等待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出去了，回到王明手中也不轻松，要回中国去又不可能，可是不出去，在这矿井里就永远是黑暗。这黑暗将吞噬他的一生，他又不甘心。索性就听天由命吧。
也许是因为蒋经国劳动改造“表现”好，也许因为此时什么人的政治需要，认为他还有用，万不能在此地消失……他到矿上还没到一年，就又给调回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进了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当上了一名技师。
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远离莫斯科有1000多公里，中国共产党没有派代表驻在这个西伯利亚城市。蒋经国以为这次似乎可以较平静、轻松地生活。可无情的现实却告诉他：山高可“皇帝”并不远，“龙威”无处不在。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既是工农业“大跃进”的年代，也是苏共强化政策而引起社会危机四伏的时期，苏联党和政府的上层斗争带来的是社会民众关系的复杂化。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社会之外。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及在国家重大政策上的分歧乃是社会上人们思想情绪的反映。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不与政策密切相联，他们的利益得失都是一定政策作用的结果。人们对政策的态度将直接触及决策层不同派别的意见。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当然不希望听到人们对他亲自制定的政策的非议，为了达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性”，斯大林就格外注意控制舆论，在此情况下，便动用了克格勃。
蒋经国到厂没几日，就感觉到了周围的紧张空气，感到这里的“气候”并不比阿尔泰矿井柔和，身处此境稍有不慎就可能再度“进宫”阿尔泰。想起阿尔泰，蒋经国真是不寒而栗。
蒋经国吃尽了政治的苦头，极其盼望平静的生活。但由于他的特殊背景，现实生活时刻都把他置于政治的漩涡之中。苏联的各个领域，都无不带上浓烈的政治色彩，人的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蒋经国生活在这特定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也接受了苏联政治工作那一套体系和方法。由于他的用功和努力，他升任该厂的副厂长，具体负责厂里的生产工作。他在要求工人们做好工作时，强调的不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责任心和诚实的劳动态度，而是着重强调“党的路线”、“党的需要”。
不管怎么说，蒋经国此时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他除任工厂副厂长，还是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此花费不了不少心血，深得工人们的认可。就在这时，王明又找到了蒋经国，此时身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何以再度盯上蒋经国？还是他的极“左”思想使然。
原来，王明自从1933年11月17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思想，其前提是把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当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王明仍不识事务地坚持要处于蒋介石“围剿”下的中国共产党凭着微不足道的兵力，去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对于蒋介石，必先除之而后快。
出于这种心态，王明再次找到蒋经国，要在苏联拿反动分子的儿子做文章 给其父看，以便“扰蒋方寸，迫蒋就范”。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发表了写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象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的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
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是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之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屠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连续3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他是您的儿子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任何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得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吗？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把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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