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访欧，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到访英国、希腊之后，应德、俄、意三国之邀，李克强于10月9日至15日二度远赴欧洲。中国高层频访欧洲实际上只是近年来中欧密集互动的一个小的缩影，而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8日在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欧洲在今年中国外交议程中无疑排在“优先的位置”，虽然从官方表述来看，中国仍未进行过完整的欧亚战略阐述，但无碍这一战略已在悄然成型。
李克强赠给默克尔一枚鲁班锁，以另类方式给中德关系提了个醒。
东至迭日涅夫角、西达罗卡角、北起切柳斯金角、南至皮艾角，总面积达5071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欧亚大陆向来是不同势力的逐鹿场，而从161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自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形成之初便围绕这片陆地开启的地缘政治游戏不仅不曾停歇，波及的范围亦越来越大。并且如若再观现实，实际上先于中国，美国及俄罗斯均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欧亚大战略，并试图以自身的利益诉求来平衡这一地区。
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
从地理位置来观，国土范围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在谋划欧亚联盟的宏伟蓝图之中，无疑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这样一种联盟战略却并非古来有之。且不论沙俄时期南下东进、越乌拉尔山而至大海，更多的是在谋求一种欧亚内陆霸权，并最终因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痛失欧洲。二战结束后，苏联在欧亚大陆则进而陷入与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两极对抗，以1949年北约（NATO）的创立为开端，东西方的较量也拉开帷幕，并进一步撕裂亚欧。
实际上，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的真正起步始于冷战结束之后，甚至晚于1994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主政下的俄罗斯曾经历过一段“大西洋主义”，即西方主义占上风的时期，期间俄外交倾向于加强自身的欧洲支柱，并积极发展与欧盟关系即便在1996年普里马科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任外长后，俄对外关系中的欧亚主义色彩渐浓，但这样一种状况仍大致延续。甚至在政权由叶利钦之手过渡至普京时代初期亦是如此，普京在执政之初曾明确提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传统的优先方面，并强调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就是在新的更高水平上建立俄罗斯和欧盟的协作关系。
但与此同时，却也不难发现与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对美政策目标着眼于与美建立盟友关系不同的是，以科索沃事件为契机，俄罗斯对外战略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调整，从追随美国的“大西洋主义”渐步过渡到“欧亚主义”。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1999年下半年完成的长篇研究报告《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曾为普京政府重新考虑对外政策布局提供两个方向：其一是改善和加强俄美关系，不仅在核裁军与国际安全事务领域与美保持密切合作也希望美帮助俄全面振兴经济；其二则是在上一方案无法实现时，与欧洲实现一体化，通过与欧盟国家合作振兴经济，并通过与中日本合作，来实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巩固俄在最后一块势力范围：独联体内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很显然，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大抵走的是第二条路，而这恰恰是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提出的背景。
2011年10月竞选总统前夕，普京即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构想，试图通过建立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模式，为俄罗斯描绘了一幅成为当代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有效纽带作用的图景。而正如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普京所要打造的是一种以俄罗斯为中心，通过夯实圈层战略的内层、稳定中层、扩展外层三个层面，将中亚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进而为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奠定基础。只不过冷战结束之后，原属苏联加盟国的分崩离析再加上欧盟与北约的一再东扩，已然造就了欧亚大陆中部地缘版图碎片化的不可逆，并极大地掣肘了这样一种联盟的范围以及作用效果。
排他性的美国欧亚战略
欧亚大陆与美虽远隔重洋，但作为最有潜力威胁美霸权地位的地缘战略带一直受到美国方面的重视，除俄罗斯之外，美国也有其自己的欧亚战略部署。美前国务卿、国际关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曾在《大棋局》一书中这样阐述过欧亚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指出“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而受“海权论”以及“陆权论”影响颇深的美国，在实施其欧亚战略的过程之中，很大程度上将欧亚地区视为地缘战略因素之下的必争之地，并以建立均势以至于相对优势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最大利益。且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那样，“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分化各方势力来维持均势才是美国欧亚战略的主轴。综合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的欧亚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且主要表现为对于苏联的遏制。无论是推出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还是成立北约，无不是这样一种战略的直接外部表现。一直强调以“权力均衡”（balance power）主导秩序的西方，在欧亚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排他性质的同盟体系，即某些国家组成一个团体，另外一些国家进入另一个团体，互相之间没有交往，形成均衡。这一概念虽然并非绝对，但此种模式在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对峙之中有着非常明显地体现。
而在冷战之后，美国虽对这一战略进行了调整，但仍未摆脱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遏制”理论的残留影响，且因北约等机制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样一种排他性的欧亚战略留存下来。纵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欧亚战略，其重心虽已自欧亚内陆逐渐向经由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再到地中海，这样一个贯穿欧亚大陆东、南部边缘地区弧形地带转移，在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台并提出“重返亚太”之后，这一战略调整又进一步呈现东倾趋势，但从总体来看，在美国谋求绝对安全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的先决条件下，美国欧亚战略一再调整之下，内核始终围绕以德、法、日等盟国为支轴的非开放性同盟体系运转。并且，尽管美国当前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建立地区联盟，但在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之时，美国的观点仍是即便这样一种联盟并非美国主导，但美必须要参与其中，借由此来把控议程的导向，使其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样一种排他性战略的实施，对远离欧亚的美国而言无疑是最优选择，通过结盟方式实现与盟国的利益捆绑，美可借由盟国之手来维持地区的相对均势，从而有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世界其它地区或国际事务之上，但这样一种战略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语虽饱受诟病，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国际议程的多样化以及安全的相对性，在很多时候难让美国的盟国与其保持完全一致，尤其是攸关其自身重大利益之时。在欧洲，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以及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似乎惊醒了沉湎于安宁许久的欧洲各国，但利益之忧无疑束缚了欧洲的手脚，从对俄多轮制裁之中不难发现美欧显然难以同调。而无论是当年的伊拉克战争，还是如今的空袭叙利亚，相似的问题在处理中东事务中也有所体现。此外，在亚洲被美国视为亚太枢轴的日本虽主动实现美国多年“夙愿”，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为美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防”铺平了道路，但与此同时也为美国自身埋下了随时有可能被日本拖入与邻国纷争的炸弹。
建立在排他基础之上的美国欧亚战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实现对盟国的绝对控制，并且一旦这种控制失效，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从而再难在这一地区实现统治。2014年，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进入大变革以及大动荡时期，从乌克兰危机到南海争端，再到中东反恐，这一地区地缘政治板块进入新一轮活跃期，而这也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中国在实施其欧亚战略的过程之中所具的最大劣势是不具备如俄罗斯一般的地缘环境优势，与此同时长久以来着眼于亚太更使得中国疏于欧洲事务。不过这确可通过确立俄、德等战略支点来弥补，并且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拥有美、俄以至于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个优势，即避免了成为这几方的矛盾中心，拥有更大的行动灵活性，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联系纽带的作用。总体来看，由于中国欧亚战略地非排他性，或有可能逐步实现对包括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政策、美国的“新丝路战略”、欧盟的中亚战略、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韩国的“欧亚倡议”、土耳其的“欧亚”构想等在内的欧亚地区现有整合方案进行协调以及融合。而从此次李克强赴欧访问，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帮助调解俄罗斯、处理乌克兰危机”之中不难发现，中国的这样一种角色已经开始显现，并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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