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季季忆离异丈夫杨蔚，发现他是共产国际特工，出卖陈映真等，人性被扭曲。
本书是台湾知名作家季季“印刻文学生活志”专栏集结，书名《行走的树》出典自莎士比亚戏剧《马克白》：做恶多端的主人公醒来，发现柏南森林的树木居然会走动，以为天降异相。季季讲述自己惊梦般不幸婚姻，写作时常常俯案哭泣，为被扭曲的时代，被扭曲的人性、爱情、文学、理想以及“伤痕累累的自己”而痛哭。
回忆录的轴心人物杨蔚，是作者的离异丈夫，是经过特工专业训练的共产党员，被第三共产国际（受斯大林领导，后解散）及中共派到台湾，遭国民党逮捕并坐牢十年。杨蔚不同凡响，生命力顽强，历经无数危难，更具备罕见的乐天性格与文学才华，虽然进入中年，仍轻易赢取来自台湾云林乡下的文学才女季季的芳心，但却是一段失败的婚姻。
杨蔚人生的悲剧性在于，他已不再是理想主义者，而沦为一个及时行乐的虚无主义者，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一个冷血劫掠妇孺的“下三滥”窃贼。
杨蔚的战斗锋芒不再指向资本主义和专制社会的罪恶，而是戳向人生路上挚爱他、同情他的亲朋好友，其中既包括林海音、朱西宁等老作家，也包括宽厚慈祥的岳丈李日长，当然伤害最深的乃是妻子季季。令人发指的是，在已经离异的情况下，杨蔚仍多次潜入季季的住所，用利刃抵著她的颈脖，勒索母子的活命钱。
杨蔚最大的行为污点是，出狱后涉“民主台湾同盟”案，并向当局告密，造成多人入狱，其中有作家陈映真等。作为受共产国际派遣的资深特工，杨蔚完全清楚陈映真等人不过是具有左翼思想与人道情怀的青年而已，凭什么要把他们送上残酷政治的祭坛？杨蔚因为坐牢十年，深知生命的温馨与光阴的珍贵，所以当重临牢狱之灾时，就轻易作出牺牲他人的选择。问题是，这些“他人”却是完全无辜、道德纯洁、更情同手足与无比亲切喊他“大哥”的文学青年。
因受第三共产国际与中共派遣，杨蔚多年后仍为这一身份而骄傲。他九十年代中返回大陆，看到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自私自利、见钱眼开的一代青年，生气地说“我不会再回去了，变得那么资本主义，我对那里很失望，那哪是我曾经流过血、奉献过理想的共产党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杨蔚怎么不想想，他哪有资格抨击这些令人失望的拜金青年？他们在人生中奉行的，恰恰是跟杨蔚一模一样的价值观，但他们冷漠自私，给共产主义事业没造成什么损失，哪能跟杨蔚这个罪人相比？不过，比照制造过大清洗的斯大林、主持过反右与文革的毛泽东，杨蔚的罪恶又算什么？
与杨蔚一道被派遣到台湾的女特工梅英却令人起敬。为掩盖身份、收集情报，她在小木屋卖淫，接待来自基隆港及军舰上的嫖客。杨蔚和他的战友并不爱惜梅英，因正值盛年，也在她身上发泄。以革命“伦理”观之，杨蔚等岂不是在“乱伦”？梅英一生贫病交加，默默死去。无论谁，哪怕铁石心肠也为之寸断，“杨蔚泣不成声。我也哽咽流泪”。
苏共与中共为寻回革命的正当性，在斯大林、毛泽东死后进行大规模平反，为党内斗争的冤死者昭雪。梅英则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功臣，忠骨应进入英烈祠供奉。梅英会否等到这一天？她的人事资料会否遭中共当局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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