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0日至11日，中国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据官方消息，会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批示，称“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委办公厅系统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又专题研究抓落实问题。希望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更好地发挥基本职能作用，投入更大的力量、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动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言辞之中对于“党委秘书长”这一职位在政策执行上的位置予以了肯定。而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党委秘书在“政策落地”上的重要作用。结合此前陆媒报道栗战书7月1日给中办干部的讲话，乃至周永康案中其“秘书帮”的负面作用，可以对中共在秘书作用的认知上进行重新认识。
高层强调秘书要保证“政策落地”
中国政治中的为官为吏，向来讲究务实不务虚，对于隐身于领导身后，注重实际工作的秘书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从中央开始一直到省、市甚至县都发挥着属于他们的政治能量，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某个领导消失几天并不影响工作，但是办公室主任如果离开，会导致整个部门运行的不顺畅。
观察这两次高层针对“秘书”的讲话，可以发现对于执行力都有着强烈的要求。例如“把抓落实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主动谋事、勇于担当，锲而不舍、一抓到底，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一类的表率层出不穷。正如此前所言，如果将中共的执政架构比作一个庞大的“巨人”，那在其中扮演着“舒筋活血”、保持运作流畅“关节”作用的群体就是这些处理具体事务、负责上下沟通的秘书们。而目前摆在中共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执行力不够，“最后一公里”迟迟不能打通。例如在2014年，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在布局年内改革任务的同时特意强调政令不畅问题。外界分析称中共目前进行深化改革在底层实际上正在面临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挠，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触犯中央的权威性，令中央不满。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国民间盛传的一句俗语，意在指出由于执行难度、利益保护等问题，中央政策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在地方得到执行的情况。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于极端，但也体现出今天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尤其在过去十年，由于上一任中共领导人胡温的性格和政治背景，中央政府被指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执行力。任何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大变革，都势必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在这方面，胡温的表现难称得上尽善尽美，很多政策不能有效、直接地贯彻到地方之上。
而如何解决这种情况，除了对执政官员百般叮咛外，对于真正处于执行一线的秘书，也需要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真正成为“办事”的官员，有中共官员曾表示，一个部门，如果秘书负责，那运行一定顺畅，如果秘书有问题，那就会让整个部门陷入停滞状态，“最后一公里”也就难言“打通”。
复杂标签下的历史角色
对于“秘书”，海外观察人士历来不缺乏讨论。在中国历史之上，自政治制度建立之后就产生了所谓“秘书”一职。那时的秘书更多的是由“学生”的身份来担任，例如春秋战国之时孔子周游列国就有学生如子路、颜回等人常伴身边，除了解决孔子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还负责记录孔子言行，后世以此成《论语》。可以说，子路、颜回等人既是孔子的学生，还扮演着“生活秘书”、“政治秘书”的角色。
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秘书仍然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下至县丞等地方管理，都有师爷、刀笔吏等官方配置。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有太监、军机大臣等辅佐生活和政事。今天很多观点批评“秘书”的负面作用时，常常拿“太监干政”作为对比案例。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作为照顾皇帝日常起居生活的太监，常常会因为是“身边人”受到皇帝的信任，甚至在古人所总结的亡国六大征兆中“阉竖”位列其中。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但仍难以根除，干预朝政，如明朝阉党作乱者，就直接为这个最后的汉人王朝划上了句号。
如果说太监是古代的“生活秘书”，那清朝的军机大臣就被认为中国皇帝“政治秘书”典型代表。军机大臣又称为枢密，中国清代中枢职务名称；该头衔属于任务性质，而非定制官衔，无品阶可言，担任者亦无俸禄，责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政。但实际上不同于宰相，军机大臣的俸禄并不是国家财政拨款，而是由皇帝掏腰包供养，这就定性了其不是“官僚”，而是“家奴”的身份定位。此外，清朝的军机大臣往往没有太多的实权，更多的是负责皇帝的旨意进行起草、颁布，仅仅是一个“传声筒”、“刀笔吏”，因此通常认为“军机处”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加深的标志。“学生”、“家奴”、“心腹”、“朋党”，这些曾经打在秘书身上的标签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消失。反而在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的当下中共政治制度中有了新的呈现。
周永康案的负面作用
正因为“秘书”的命运往往与“老首长”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观察家们乐于通过秘书的命运来推测某个更高层领导人的仕途。正如周永康案，如果说当时李春城的落马只是让外界产生猜测的话，那曾长期担任周秘书的郭永祥的调查，就使得这种“打周老虎”的概率大增。随后李华林、冀文林以及沈定成则已经无疑传达出了周案已经坐实的信号。
而郭、李、冀、沈等“秘书”与周永康的关系，正是前文所说的那种“学生”、“家奴”、“心腹”、“朋党”的现实体现。一来这四人以周为师，在周的提拔之下纷纷进入周永康曾任职的石油、四川等系统。二来这四人也是周的家奴，为周家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三则他们也是周的心腹，在石油、四川等地为周永康和周斌大开方便之门，以权谋私。第四除了与周家的纵向联系，郭等四人还有着横向的关系，互相扶持，结为朋党，如郭永祥在四川任职期间，李华林与郭永祥也频频一同参加相关活动。冀文林调任海南之后，李华林旗下的昆仑能源与海南的合作也逐步加强。李华林甚至还对时任海口市市长冀文林允诺，将会推动中石油在海口市的投资力度,昆仑能源将帮助协调在海口市建设中石油海南省总部事宜。因此可以说，秘书不成帮，但是秘书往往会与自己的领导成党。
当然，有理由相信，周永康一案中所牵扯出的“秘书帮”一事可能只是个例，毕竟物以类聚，周自身的不检点以及用人的癖好都使得这样一批人围绕在他的身边。更多的有秘书经历的中共高官正在他们应有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对于“秘书为官”的看法，一方面要看到这些人执行力强，顾大局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魄力不足，谨小慎微的弱点。
当然外界一直有所谓“秘书帮”的说法，实际上更多的源于对胡温时期中国官员履历梳理而产生的说法。根据对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官员的履历梳理，当时国务院部委主管秘书派占逾半，当时的27个部委主管中，有秘书经历者19人。是秘书派的重镇。部委及省市官员中，有秘书出身者不在少数，有秘书经历者24人，占总数62人的三分之一。不过，“秘书”团体看似庞大，实际上却难以成“帮”。一来，他们的政治口味及倾向通常受以往主导的官员影响，在政坛派系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分属不同阵营；二来，这些秘书任职时并非在同行同业，所在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三者，秘书往往追求现实，强于审时度势，之间少有共同利益；第四，此类官员升迁后不愿强调或炫耀其秘书出身，主观上也不想因结帮而使外界有太多联想。因此，对于秘书这一职务来说，无论是某个领导的私人秘书还是党委秘书，他们也应该在这一场官场大变局中迅速找好自己的定位，远离“结党”之心，而将精力更多的放在如何上通下达，保证地方完整执行中南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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