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0月11日这天，有两则新闻如果放在一起阅读，颇有意味：
一是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二是为期两天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在京闭幕。两者的重叠之处，不光是“秘书长”字样，还有对应的权脉。
何谓秘书?《辞书》解释，协助领导人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等，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这个职务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不过，秘书岗位从来好比“官窑”，“进去都是一摊泥，出来变成青花瓷”。你去翻翻达官的简历，大抵不会缺了这个标签。
至于秘书长，中外有别。在国际组织中，秘书长一般是议事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等，其主要职能是协助所在机构负责人的日常工作和组织;而本朝的秘书长，则是秘书之长，大内总管，统领整个行政中枢的辅助系统。
针对这个职务角色，曾有过4M之说----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就结构而论，代表公共利益与意志的公权力包括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群体自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在权力私有化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成为公权力的实际操持者。
一城草木皆如故，半部春秋总是秦。翻开国史，我们从未走出暴力营销的恶性循环;和平年代，打江山的武将未必干得过无后的宦官。从大明朝的“九千岁”起落，到如今“二号首长”的沉浮，自可目睹辅助系统的行权模式与扩权冲动。
盘点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其中在任或曾任省委秘书长的高达六人，他们分别是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赵智勇，山西的聂春玉、杜善学，以及此次江苏的赵少麟。
这个职务通常兼任省委常委，尽管在班子中排名靠后，却既可以是老人的触角，又可能是一把手的第二票，甚或身体的某个器官，不仅自身位高权重，还直接关联更重量级人物，比如赵少麟曾伺候三任省委书记，赵智勇对应落马副国座苏荣，李崇禧、郭永祥背后是大老虎周永康。
多数情况下，一个腐败集团的倒掉必定存在一个秘书部落。在陈良宇案中，秦裕、孙路一等秘书系统人员涉案；而到周永康案，专职秘书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余刚，甚至包括警卫秘书谈红，无一幸免。
在这之前，曾经卷入重大经济案件的还有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倘若级别下沉，个案不胜枚举，如河北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南漯河市委秘书长谢连章、山西太原市原市委秘书长王国武、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秘书长邓晓军，等等。
以高级官员为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委五套班子中，均设有秘书长，负责“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等协调工作，“有多少首长就有多少秘书长。”表面上看，秘书长只是中间人，但因为首长对具体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这给秘书长们很大的权力空间，由此而生的权力寻租也屡见不鲜。
优秀的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的制订，以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这一行权过程中，实际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派生出的权力，可谓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演化而来的权力，因为秘书处于行权者与受权者之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在半透明政体中拥有更大的运行空间。这实际是让潜规则代替法治，从而形成次级秩序。秘者，不宣也!
另一方面，秘书的工作方式之一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不同权脉中的秘书可以并网运行，由此结成同盟甚至部落。透过这些部落的活动范围与运行轨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权力结构的癌变。
比如，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在2010年初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等出席。这是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亦是他们双双案发的引线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积落马，也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共同指向同一中枢。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专题研究抓落实问题，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最高层就此批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依靠枢要辅助机构来保证政令贯彻，此种政治现象值得研究。其实，所谓“镜中花、水中月”，换成另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至少在过去两届，这成了权力运行状态的精确描述。
当然，类似秘书长会议早已有之，且贯穿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各个层级。如省级会议通常在两会之前，全国会议则在中央全会之前。一些省市还对秘书系统提出这样的政治口号：当好“坚强前哨”，建好“巩固后院”，成为“核心智库”。
毫无疑问，一个弱势的权力核心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辅助系统，这是过去两届权力核心的阵痛，亦是下一波反腐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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