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毕业于黄埔六期，蒋介石重要心腹之一。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创立军统。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甚至是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曾立下卓著功勋，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本文选自《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作者陈恭澍，毕业于黄埔五期，是军统著名特工和杀手，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具有200次行动经验，堪称“军统暗杀之王”。陈恭澍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与戴笠相识的过程，通过他的文字，令读者更加全面的了解戴笠的传奇人生。以下为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图为戴笠葬礼现场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
“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
“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国民政府最早期略具雏形的特务训练机构。
同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
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
我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处”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1932）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
本节，除简单的记述“军统局”创立的概略外，尚有许多秘闻，虽然欲言又止，却也弥足珍贵。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着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着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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