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应该说，这是立足中国文化，坚持中国特色，致力中华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最精准的判断，最切实的方式。
报道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引用古人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中国古人如此重视历史，究其原因何在？不是中国的古人喜欢老故事，而是中国的古圣先贤们早就发现“人生代代都相似”，所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报道指出，近一年来，习近平去曲阜孔子研究院参观；在北师大教师节的讲话，参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年会的发言……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年时间内如此高频率、高密度地参加与儒家文化有关的活动，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想，究竟习近平为何牵手儒家文化并大力推崇之？其实如果明白中国历史，就会明白领导人的用心良苦和有效举措。汉初，大儒叔孙通曾言：“夫儒者……可与守成。”儒家文化，不是社会动荡时期大变革的文化，它不强调走捷径，鄙视搞阴谋，强调大道直行，天下为公。强调君仁臣义，父慈子孝，强调夫妇和顺，朋友有信，儒家文化是中国和平年代治理社会有序发展的优质文化。中国历史上，重视儒家的朝代，和不以儒家治国的朝代，兴亡存去上有很大区别。秦王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雄视古今，千古一帝。本打算自始皇帝至二世三世，以致于千秋万世永续，但是秦王朝治国一味强调刑法，特别是刑罚。虽然严刑峻法，奖惩分明，有效率，有依据，但是法太刚性，有时容易伤人，反过来也容易自伤。这也正是陈胜、吴广起义之根本原因。如此庞大的秦王朝，被一伙戍卒，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形成蝴蝶效应，不过几十年，就呜呼哀哉。而汉朝经董仲舒与汉武帝天人三策，“推明孔氏，罢黜百家”，向《春秋》学历史，使两汉相承近四百年。
媒体总结称，在中国历史上，更值得玩味的是元、清两代，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何元朝“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与其政权初设不重儒家密不可分，后来虽然恍然大悟，明白懂得但已经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元王朝不到百年便随风而逝。而大清帝国入关后，虽军事上也很强势，但文化上很快接受了儒家。康熙帝8岁时，四书五经，熟读成诵，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清，则存268年。
习近平将儒家文化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史学是用儒家的观点写历史、评价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大史学家包括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等等，都是大儒。儒家是用道理说话，而史学是用事实证明，就像议论文一样，一个是论点，一个是论据；一个是以理言之，一个是以事实言之，文史之间、经史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所以，纵观中国历史，每当社会进入和平有序发展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定回归，这在历史上几经现象反复，已然固化为规律。规律就是道，“人能弘道”，没有人能够违背规律。中国若想盛世强国，首重儒家。
习近平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中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情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报道称，优秀的领导人，一定会重视历史，当年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云，笔下有雷声。”中国古代“史掌官书以赞治”，最能体现史书价值的，正是宋朝宰相司马光的生命之著《资治通鉴》。董仲舒向汉武大帝献言献策时，主要就是以《春秋》历史事件为本，以儒家关于治平治乱的思想为要，他上承孔子，孔子就非常注重历史。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一生，述而不作，十分谨慎为文者，只有依据鲁史而删述的《春秋》，《春秋》书成，自己也说，后世之人，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他在删述之际“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敢赞一词”形成流传至今的春秋笔法。
《中庸》有语，“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知化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都有此意，不仅仅要知天地之化育，以古鉴今，还要赞天地之化育，古为今用，以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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