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马克·吐温和查理·华纳合作出版了揭露当时政治腐败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小说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利欲熏心梦想暴富的“投机流行病”，因此学界也把美国从南北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这段腐败横行的时期称为“镀金时代”。马克·吐温给小说取名“镀金时代”，意即19世纪美国的巨大经济成就的“金色”也难以掩盖同样巨大的腐败。而现在中国与当时美国何其相似，改革开放造就的财富奇迹般上扬的同时，整个社会却呈现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势态，社会矛盾与对抗加剧，对财富的迷恋使人性堕落、道德沦丧，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
在经过党内全面整风、深度反腐之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抛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后，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的讨论。有理由相信，这是习近平经过深思熟虑的排程布局。在此前文章中就曾指出，四中全会将是一个以法治进行改革成果确认和拓展改革前景的动作。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改变现有利益格局，在邓小平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当前的利益格局基本固化，就连中共党报都承认出现了权钱勾连的权贵利益集团。而习近平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打破固化的利益结构，重构社权力和利益归属。运动式的反腐整风已为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开端，而法治则将是中国穿越镀金时代的良方。
改革需以法治为基重构权利关系
改革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这早已是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基本认知。固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和利益结构，无疑是中国现在改革所面临的麻烦之一。仰赖于于此，既得利益群体早已完成利益攫取上的原始积累，确立自己在利益食物链上的优势地位。而以权贵为核心利益集团，不仅大规模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所得到的财富，还会成为改革中的绊脚石。在日前召开的中共群众路线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明确强调“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平台刊文定性：围绕利益结成的“圈子”，就是利益集团。炮轰中国存在五大利益集团，直接点名周永康和山西官场，称这些所谓“集团”，实质上都是权力做媒、利益媾和，是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的最大阻力。因此，打通深化改革的心脉，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也不足为奇。
改革如过窄门
必须警惕，深化改革所释放的利益增量，如果在分配上仍然按既有利益链条来进行，必然加剧原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权力运作模式，让改革在公平、正义等理念下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显得相当重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为了防止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再次将改革变为掠夺社会财富和民众财富的过程，建立透明和民众参与的机制十分重要。孙立平说，中国社会格局现在除了前进的“右”的力量、倒退的“左”的力量之外，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支配着这个社会，他们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想停在这个地方不动，因为这样对它最有好处。孙立平为此提出，在这个情况下建立新机制，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这就需要破除权贵的利益垄断，以法治为基础为权力设限，重构社会利益归属结构。
周永康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遇到的最大考验之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在宣布审查周永康后刊文指出，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对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造成显著的伤害，对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篇署名“国平”的文章称，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物质利益的快速增长，使中共必须面对权力与利益高度粘连的新形势，“身居高位的领导人，扰乱市场秩序，权钱勾结，以权谋私，阻挡改革，成为必须加大力度治理的现实课题”。历史经验证明，人们对于利益的追逐必然产生抱团，甚至还会由此衍生新的利益集团，周永康利益集团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就需要以法治为基础重新确定权力和利益归属，攻破权贵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壁垒。习近平上位以来中共反腐运动，不仅在约束、消除官僚机构的腐败，还碰触到了权力群体不合法、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它的为冲破改革的阻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但另一方面需要法治来托底。因为，法治可以起到压缩既得利益集团的活动空间作用，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切断权力强势者、资本强势者和舆论强势者相互勾连的通道。包括限制行政权力勾通经济权力的现代行政法，限制经济权力依附行政权力的现代民商法，以及有效约束垄断组织伸向社会各领域之手的社会组织法等，都能在此中共同发挥作用。当然，前提是做到违法必究，不管是谁。
10月9日，当年以“皇甫平”系列评论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以“皇甫欣平”之名在大陆媒体上发表万言长文，探讨如何终结腐败。这是周瑞金及其新班底首次起用别具深意的新笔名----有辅佐习近平之意的皇甫欣平。“皇甫欣平”在文章中分析，短期高烈度高密度反腐的目的和作用是打破现有固化的利益链条，震慑特殊利益集团，赢回民众信任和信心，树立执政党形象和改革者权威。他期望，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反腐败工作将更强调按法律来惩治腐败，只有通过制度反腐，以此彻底终结腐败。
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说：“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应尽。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则下饶。”意思是法度必须公正，不公正则判案不公平。判案不公平，治理就不合理，事情就不应时。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无法伸冤；事情不应时，功利实业就不能兴办。功利实业不能兴办，国家就贫穷。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政治局就国家治理召开集体学习，问计于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表示，中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据了解即将在四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稿内容的法律学者透露，四中全会将从六大方面阐述依法治国，议题包括：如何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违宪监督机制怎样破题；怎样形成制度反腐机制；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改革等。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曾指出，法治在本质上是要求不同的利益阶层以及政府都遵循同样的规则，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制约权力，从而使国家秩序获得正当性、权威性。因为，如果有人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如果当局自己也不依法行事，群众就很难对法律体系产生信任，只看重力量对比关系。结果是谁有实力解决问题，他就信谁，甚至谁有胆量践踏这个法律规则，他就信谁。有鉴于此，让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可以说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当务之急。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时要做好这几件事情：继续未完成的改革，而且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解决多年来因为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异化的改革本身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保持经济增长，保证就业，保证人民群众对未来的生活预期，维护社会的稳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事实证明，大的制度环境不改善，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制度设计往往会事倍功半。以法治作为突破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因为法治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多元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最容易达成共识，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一个核心共识，四中全会对于法治的讨论可谓正当其时。正如中共党报所指出，担当一个有着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的最高领导责任，不仅需要对政党的现代治理发挥引领作用，更需要率领执政党迈入现代依法执政的境界，真正走出革命党依靠政治意志统治国家的旧局面，开创执政党依法治国的新格局。对于已执政两年习近平而言，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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