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0月14日在网就“占中危机”发表文章《“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是解决占中危机的钥匙》，其中提出解决“占中危机”的一个可能性是，特区政府和学生运动领袖本着理性和妥协精神，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选举办法进行理性务实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就1200人的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具体人员组成和选举程序问题的原则进行具体讨论，包括界别组功能等问题都可以谈。如果双方能就基本原则达成一致，更详细的具体内容可以放在下一阶段政改咨询中去协商。按这个思路去做，新的选举办法也可以体现香港民众的多数意志，确定符合民意的特首候选人，这和直选特首的效果相差不多。这一步走好了，经过10年到15年的实践，如果对改革的效果各方比较满意，届时特区政府可以再向中央提交咨询报告，由人大常委会充分评估后就是否进一步改革作出新的决定。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15日特首梁振英就举行了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准备好下周同学生团体开启对话并具体阐述了对话内容范围：一、不能谈“公民提名”问题，因为它违反《基本法》规定；二、不能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因为那是属中央权限，我们说了不算。三、可以就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和选举程序进行具体讨论。针对梁振英的表态，学生团体领袖表示同意，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不再提及特首辞职和撤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这样的对话条件。应该说，在一片紧张对峙和互相攻击的背景下，这个发展相当正面，给个持续三周多的“占中危机”一线政治解决的希望，有了一点“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味道。相信无论是中央还是香港广大民众都是肯定这个进展的，它说明务实、理性和妥协的民主精神第一次在危机中占了上峰。
当然，本周除了这项正面发展外，我们仍然还能看到紧张的街头对峙甚至类似“游击战”的情景，令人遗憾。例如在特首办附近的龙和道，金钟道和旺角都发生了警察清场和示威学生及民众反清场的拉锯战，时有暴力和受伤的场面。这个场景一再出现，说明对抗的双方存在着深刻的不信任，甚至都想在开始对话前企图用街头拉锯战方式削弱对方在谈判中的地位。对清场的问题，梁振英在15日的记者会上也有言在先：对话和清场是两码事。意思是可以一边对话，一边清场。理由给的也很正当，占中严重影响香港社会的正常运行，不能长期继续下去。
由此可见，双方围绕这即将到来的会议室里的角力正在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把对话当成新一轮占中对抗的手段，还是真正把它当成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二，对话和清场应该是什么关系？三是对话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实质上都体现着“诚信”二字，即诚意和信任。目前双方相互最缺的就是这个。没有诚信，这次得来不易的对话和协商机会就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因此，彼此试探着逐步建立诚信才是当务之急。
关于第一个问题，从目前公开的信息还看不出中央和特区政府对协商对话的动机是什么，也不能妄加猜测。回想起第一次特区政府官员和学联负责人商谈对话时曾达成几个共识，比如彼此平等，认真执行达成的共识等等，后因学生又强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等条件，对话被叫停。这次，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只是很谨慎地讲了一句话，就是特区政府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乐意聆听学生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此谨慎的表态至少暗示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央和特区政府是认真对待这次对话的，正因为认真，所以更要谨慎；二是即便是讨论1200人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相应的选举程序这样的具体操作办法，中央和特区政府也是有底线的，不会任由反对派占上峰。不过，有一点学生领袖和反对派也应该承认，那就是既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同意回到会议室里协商解决政改分歧，就表明中央对最坏的情况如反对派支持的人选未来成为特首候选人之一的情况作了沙盘推演，届时中央肯定会有法律和政治措施来制约非中央喜欢的候选人当选特首的情况，否则就不会浪费时间来走对话这个门面。须知在占中的较量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央的力量都是占绝对优势的，学生团体是弱势的一方。所以我们呼吁，学生在协商对话中要严格把握适可而止的原则，既严肃认真地提出你们的具体诉求和主张，也要知进退，知妥协。如此，才能彼此在协商和对话中增进诚信，扩大共识，我们相信学生的理性和智慧。我们认为，双方共同的底线应该是，不能让得来不易的对话失败。失败了，那占中危机的解决办法就只剩下武力了。这种危险的阴影现在仍然严重地笼罩在大家的头上。如果占中以流血的方式结束，那就没有赢家，整个中华民族将为此再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二，关于对话和清场的关系问题。从特首有关谈话和实际举措看，特区政府似乎是采取一边对话，一边清场的策略。坦率地说，这个策略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无助于增加对话双方彼此的信任。常识是，谈判的对手如果态度是真诚的，那一般会在谈判前采取措施增加互信，以确保谈判取得进展和成功。就占中危机来说，成因复杂，采取的这种手段来表达和坚持政治诉求，确有违法之处。但学生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特区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在上一轮政改咨询中，特区政府能够充分有效地表达香港社会对普选特首的不同意见，并促成中央通过一个空间更大的决定，也就不会使这个有瑕疵的决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坚持采取一边对话，一边清场的做法，除了让学生团体对特区政府对话诚意徒增怀疑和抗拒外，不会取得成功。几天来的事态发展也的确如此。因此，在对话前双方最佳的选择应该是，维持占中区的现状，同时在几个占领区把警察和示威者人数限制在最低水平上，把交通开放到最大的状态，并都不采取任何扩大事态的行动。如果在对话中双方都感觉到对方的诚信，并进展顺利的话，学生可以逐步减少占中区域，只保留金钟地区。当经过几轮对话最后达成基本共识后，可迅速和平撤离金钟区域，结束占中。请学生理性务实地思考自己的选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占中托得越久，香港社会对学生的支持就会越少，即便你们的政治诉求是合理的，也有香港社会的多数认同。
第三，关于对话的基本原则和目的的问题。双方对话的内容和范围都是清楚的，也是有默契的，那就是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就特首普选的具体选举办法交换意见，特别是对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和特首候选人选举程序进行深入务实的讨论。对这些讨论尽管双方都有自己的底线和方案，但讨论的问题是没有禁区的，包括界别功能甚至新的办法都是可以讨论的。原则上说，无论是提名委员会产生的办法还是特首候选人选举程序都应该体现香港各界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同时兼顾中央根据基本法享有的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利益。当然，关于爱国爱港和爱党之间关系的争论，可以先放在一边，容日后慢慢商量。当前最主要和最急迫的是首先做到程序正义，通过政治协商让各派别达成基本共识，尽快结束占中的局面，让香港社会生活恢复正常，让下一阶段政改咨询顺利展开，使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团体有条件开始详尽讨论出一个满足中央和香港社会最大公约数的选举办法。只要双方本着这个原则，采取理性、务实和妥协的基本态度，通过对话达成一定共识是有希望的。人们都期待着特区政府能够汲取上次政改咨询的经验和教训，在下一轮政改咨询中，如实充分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并形成一个多数都同意的选举办法，提交中央决策。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不能忽视，那就是这次对话应仅就原则问题进行探讨，不深入细节，这样可以提高对话效率，缩短对话时间，目的是尽快达成基本共识，结束占中。这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从目前占中的总体态势看，对峙的局势还是非常严重的，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官方媒体上都是这样。双方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又不清楚对方的底牌，因此处理稍有不慎，对话就会搁浅，街头的局面就会失控。这里关键是，作为强势一方的中央和特区政府能够谨慎地处理对话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考虑到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按资本主义制度政治规则去处理和解决香港问题，以最大可能的包容度和理解度对待这次对话，努力促使特区政府和学生团体在会议室里找到化解占中危机的办法。官方的媒体也应该在此期间降低批判的调门，让双方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务实讨论。作为学生团体，希望你们能正确地认知自己在占中危机中所处的位势，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以最大可能的妥协姿态对待诉求以及共识问题，务必让对话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对话。
不管这次占中危机最后以何种结局收场，香港都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它的政治生态和思想文化都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必然的。其中值得总结的东西太多了，这些反思的讨论将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地回荡在香港的社会里。从中央来说，危机过后肯定也会系统地总结和反思近年来在治港战略和政策方面的得与失，包括在内地和香港的管理港澳事务的机构和人员设置。应该承认近年来中央治港的战略和政策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不过也应该看到，出现偏差也不足为奇，因为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安排到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政治试验，是试验就应该允许出错，错了改了就好了，无碍中国崛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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