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占中行动在全港四面开花，此次被西方媒体称为“雨伞革命”，中联办定性为“港版颜色革命”的群众社会运动已经引发香港社会间的对立与撕裂。各界要求尽快解决的呼声也日趋高涨，在此背景下，港府提出愿与学生进行对话来解决问题，而学生也有意趁此机会退场。显然，这意味着已经出现了顺利解决事态的曙光，看到这里，人们不禁想到神隐多时的“占中三子”。
占领行动现在急需退场机制
作为“占领中环”行动的的发起人，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陈健民及基督教传教士朱耀明这三子本应成为此次运动的领导者和导演，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从提出占领中环倡导公民抗命，到预演行动指导市民占中，“占中三子”一直都是被外界视作占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三子也将这种认定视作理所应当。但9月27日的突变，却让这三位领导者、组织者被迫出现在各界面前，虽然他们自己说这是顺应时势，但之后事态的发展却让外界看出他们更多的是“赶鸭子上架”后，被运动很快冲到一边。虽然他们在幕后亦苦口婆心试图劝导示威者，但事实是收效不大。随着占领行动在港岛全面开花，三子自己也无奈承认局势已经失控。三子似乎亦心灰意冷，让人感觉他们不敢或不愿面对“烂摊子”。目前香港社会进入“后占中时代”，这场“公民抗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占中三子真的无所作为了吗？问题是不是“非不做也实不欲也”？三子出面能否就让占中平息可能有疑问，但作为“占领中环”的始作俑者，向外界展现和坚持自己的“和平与爱”理念却仍然是应该的。毕竟，做到做不到是能力和权力问题，但做不做则是态度和动机问题。
从幕后走向台前 却消失在激情中
从提出“占领中环”的这一概念，在外界看来，活动一直是由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三人担任总指挥，三子便以活动发起者、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在各界眼中。而三子的理念也随着活动酝酿广为香港各界所了解。这一过程整整进行了20个月，从2013年1月，戴耀廷在报纸上提出构想开始，历经舆论预热、民主商讨、公民投票，先礼后兵，直到全国人大真的否决了香港真普选的希望，才启动行动，预备要“占领中环”。对于三子提出的这场运动，被外界评论认为恐怕会是世界历史上姿态最卑微的“公民抗命”：在讲尽道理后，不得不“抗命”。 而“抗命”的方式也不是最初构想的“瘫痪金融中心”，而是选择在节假日，以对公共秩序影响最小为前提，坐在马路中间等待被捕，用自我牺牲，结束整场运动。如此的行动，让外界将三子视作为理想主义者。而对于占中的前景，就连团队核心成员也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香港人太现实，知道没用的事情不会去做”。在团队内部预估中，愿意走出来、坐在马路中间“自我牺牲”的人数预期是5,000人，占领时间是最多两天。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形势逼他们只敢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把行动日定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因为领导人不愿意在喜庆节日生血光之灾，便可能避免残酷镇压。
这显然是三子悲观的剧本下所能获得最好的结果了，但三子的这个剧本却在随后的时间里被丢进了垃圾堆。香港社会形势在特首梁振英拒绝对话及全港学生大罢课后出现变化，原本想按部就班上演自己所导演的剧目的三子，被学生突然的激情所折服，不得不打乱自己的部署，宣布提前占中。三子的这一举动，也正式从幕后导演者变成了台前的戏中人。而三子的这一表态也是他们在占中这场运动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掌控全局了。
当罢课学生因冲击政府总部前的空地被警察拘捕而引发众怒后，“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许多重要人士赶到现场声援留守学生。也就是在此后不久，在9月28日凌晨1时40分，经过占中与学联的共同商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占中放弃原定的计划，决定即时、就地启动。作为占中的组织者、领导人，放弃了自己及团队所规划好的悲情剧本，开启了一项无人能预料结果的的社会运动。而仅仅十几个小时以前，占中三子还声明不会提前开始占中，也没有计划把占中地点转移到政府总部。
占中三子作为原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消失在民众的热情和学生的激情中。特别是港府强力清场的行动，让三子一直号召的“爱与和平”被浓密的催泪瓦斯所遮盖。在港府的刺激下，为了支持学生，同时也为了展现自己的态度，香港社会原本沉默的大多数开始上街参与。面对此情此景，三子是泣不成声，激动难耐。发起人戴耀廷更在巡查示威营地的过程中突然坐地放声大哭，他说这是感动之哭。回顾整场运动，这或许是三子最为明显和抢镜的表现了。在随后的运动发展中，三子不管是作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他们都消失在各界的眼中。或许在传媒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默默发挥者重要的作用，但无可否认的是，这场占中大戏与他们所设想所编写的剧本根本就不在一个步调上，甚至连内涵也与他们所设想相距甚远。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三子在过去的时间里不断向外界宣讲他们的理念，才让占中这场“公民抗命”运动在香港以一种非正非邪的形式发展起来。无力掌控局势仍需宣传理念
当港府在9月28日晚向学生释放87枚催泪弹，以警棍和胡椒喷雾来回应三子所提占中的“爱与和平”之际，是否要遵循“占领中环”的理念和议程已经不重要了，每一个坐在马路上的人，都带著自己个体的愤怒和诉求行事，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领袖。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占领行动也从最初的中环、政府总部前的街道迅速扩展到全港，旺角、铜锣湾等地都迅速被占领，包括热血公民、人民力量、本土派以及左翼21等社运组织散落各区“插旗”，这让最初的组织者和最具表现力的三子和学联均鞭长莫及。面对此种局面，一直都在各界眼中表现的分外活跃的学联和占中三子也不得不承认，局势已经失控。
占领行动的持续，让种种负面影响显现在人们眼前。当与会者的激情退却之后，如何顺利、平稳地终结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港府再次响应学生要求愿意与其对话，学生退场的机会已经出现。值此曙光出现之际，一直“神隐”的占中三子不应继续消失，同样需向外界展现自己的声音，真正让“爱与和平”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旨。试想，如果当年的甘地不是坚持和维护自己的“非暴力”的理念，就不会有“甘地精神”，社会就少了一种理性的力量和道路。正是他始终如一的坚持和不断宣讲理念的举动，让英国殖民政府备受国内民众的压力和舆论的指责，而甘地的理念也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在此次行动中，虽然参与者大体表现出和平理性，但社会运动的特性决定了冲突发生的必然，对于这些必然会出现的冲突，强调“爱与和平”，要求以低姿态违法抗命的占中三子理应作出回应，展现态度，向外界宣讲自己的理念。但三子在运动中的“消失”表现却让外界认为，三子他们所坚持的理念其实只是空口白话，心中另有所图。就像一些内地媒体所讲，港人的“公民抗命”只是遭人挑唆的违法行为而已。
随着香港社会迈入“后占中时代”，人们对于三子的理念讨论也愈加明显。在无力掌控局势的现实下，占中三子不应躲在单纯的学生背后继续神隐，而是应当直面各种指责，向外界宣讲自己的理念。要求失去话语权和掌控能力的三子重掌局势可谓难于登天，但不再消失，发声表态，对于占中发起者的三子而言则是轻而易举。即便无法扭转大局，但三子可以通过不断向外界宣讲自己的理念这一举动让人们看到，在占中运动中全程消失的三子并非是另有所图，也不是有意让学生充当炮灰来为自己获得利益。从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到占中三子的“爱与和平”，双方都是强调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使滥用权力者被道德鞭挞，被社会孤立，乃至自我垮台。正是二者所具有的相同之处，占中三子更应学习圣雄甘地那种坚持理念的作法。即便无法产生明显有力的效果，但不妨坚持下去，就像那则温暖人心的小故事所讲，当小孩不断将遗留沙滩的小鱼送回大海之际，有人曾质疑小孩所做的效果，小孩只是回应，这条小鱼在乎。其实，占中三子向外界宣讲理念的举动如同那个小孩送鱼，虽然对直接解决问题无明显帮助，但三子的这种举动最终一定会被社会理解和得到善意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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