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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最后岁月:揭秘一个国家主席的最后三年

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百年潮》2000年第1期―第2期刊发刘少奇生前贴身卫士贾兰勋所撰写的长文《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以非常视角罕见披露了刘少奇生命的最后时光。以下为全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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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我从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会跟共和国的一位缔造者、国家主席刘少奇联系在一起。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走进了中南海。之后,又来到少奇同志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直到少奇同志含冤被迫害致死。其间,我亲眼目睹了少奇同志从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全过程。这段惨痛的岁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整理成这篇文章,以此来表达我对少奇同志的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出访归来

1966年的3月份,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回访西亚各国。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工作。3月8日,我们从北京起飞,先到新疆乌鲁木齐适应气候(因为第一站是访问阿富汗,从这里过去)。整个行程包括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东巴和西巴那时是一个国家,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前前后后一共是40多天。就在这40多天里,国内政治生活发生着变化,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有名的《五·一六通知》。

4月中旬,访问最后一站缅甸后,回到昆明。当时少奇同志对光美同志讲,中央叫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个礼拜,让外交部的人先回北京。休息一个礼拜以后,咱们转转云南我们的大三线工程试点。这个计划刚刚安排好,我记得是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少奇同志吃过饭,又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主席的电话。主席要他马上到杭州,出席紧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不及休整,也没时间细细欣赏春城美丽的风景,我们又随少奇同志从速起程,赶赴杭州。为了保密,飞机停在上海,改乘汽车赴杭州。

在由昆明去杭州的路上,光美同志对我说,我们由国外带回来的水果,到杭州后分别送给常委们尝一尝。另外特别对我说,少奇同志叮嘱要送给彭真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份。

到了杭州后,当我往彭真同志处送水果时,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问警卫局的李树槐副局长,他告诉我:“住在西泠饭店的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当我到了彭真同志的住处,整个一层楼静静地,没有一个人。我见到彭真同志的卫士孙孝连同志后,他惊奇地对我说:“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这里!”我说:“这水果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叫特意给彭市长送来,请他尝尝。”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态,我放下水果,也没有再说什么话,孙孝连同志忙说:“谢谢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走吧。”这种情形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非常吃惊,心想太严重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走下楼来,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反复思考李树槐同志对我说的话,一时疑惑不解。

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分送常委,体现了少奇同志细腻、真诚的性格特点。特别叮嘱送彭市长一份,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与彭真同志之间一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他出国访问几十天的时间里,昔日的战友、工作伙伴一下子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恐怕是少奇同志始料不及或者说是深感惊异的。

1966年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少奇同志赶到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杭州会议上主要是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问题,当时,由陈伯达、康生一伙起草,点名批判彭真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由毛主席修改定稿。后来我们知道,在1966年的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就已经对由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表示不满,批评它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北京市委也提出批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后,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初步确定。

此后不久,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以文化革命先锋、旗手的姿态浮出水面,跳到前台,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惨案。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领袖、开国元勋,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栽赃,纷纷中箭倒下,惨遭凌辱与迫害,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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