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近百岁的高文彬老人仍然保持着老派上海文人的作风，接受记者采访时穿着整洁的衬衫，头发也一丝不乱。他找出一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资料提供给记者做参考，依稀可见他当年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做秘书时的风格。“很可惜，当年我从日本带回国的很多资料和照片，现在都找不到了。”时年25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翻译和秘书，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现在他却成了在世的唯一一位亲历东京大审判的中方代表团成员。
高文彬在远东军事法庭外留影
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由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历时2年零6个月，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又称“东京审判”。这期间，法庭公开开庭800余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书面证据共43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法庭用了整整7天才宣读完毕。
颇为遗憾的是，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经历，当年的主要几位见证者----向哲浚、梅汝璈、倪征等，都未曾留下回忆录。而经历了二十余载磨难的高文彬，虽然也曾想写一本回忆录，但几年前的一场大病也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如今，高文彬关于东京审判的片断回忆已成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1期，高文彬口述，作者李菁。
初见向哲浚
1945年夏天，我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本部在苏州，但法学院一直在上海，抗战爆发后法学院随着大学本部一起迁到上海的英租界里。因为东吴大学没有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面登记，所以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的文凭国民政府是承认的。
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老闸区区公所----相当于现在的黄浦区政府----做户政股主任。那时抗战刚结束，上海还比较混乱，一切秩序都在逐渐恢复中。老闸区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市内有名的电影院、百货公司、餐馆大都在这里，同时这里也是最复杂的地区，三教九流、乌烟瘴气。上海当时实行保甲制度，辖区内的一些保长大都是大公司经理一级的，为了拉拢关系，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或者让我到他们公司打折购买东西。那一年我刚24岁，人年轻单纯、涉世不深，父母觉得那个商业味太重的地方是个大染缸，怕我待长了会变质堕落，所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遵循父母建议辞了职。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有一位老师叫刘世芳，以前留学过德国和美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抗战胜利后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司令底下一个军事法庭任庭长，专审日本战犯。刘世芳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当书记官。这份工作我还没干多久，转眼就到了1946年。有一天，刘世芳老师又找到我，告诉我他在清华时的一位同学叫向哲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检察官，现来上海招几名翻译，他推荐我去试一下。
向哲浚当时刚由重庆抵沪暂住在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是上海最有名的涉外饭店，美军几个机构也设在那里。向先生那一年54岁，给我的印象非常谦和，待人接物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先跟我聊聊家庭情况，问一些情况，然后找出一份中文报纸，随便摘一段，让我当场翻译成英文。
东吴大学是所教会大学，所以我们有较好的英语基础。此外，东吴法学院的课程跟复旦等大学念的有所不同，除了中国法律之外，我们也学英美法，而且用的书全部是厚厚的英文原版教材，所以考试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几天后，我接到向先生的电话，想请我到东京工作，我和家人都很高兴。我到华懋饭店又见了向先生，他给了我一封公文信，让我带到美军驻沪办事处办理赴日的有关手续。日本投降以后由盟军接管，东京以北地区由英国占领，东京包括东京以南的地区由美国占领，所以我需要先到美军那里检查身体、验血、打预防针之类的----我记得一共要打5针，分两次打，第一次就挨了3针，什么伤寒、霍乱、肺结核等，针的力道还挺大的，我回去坐在车子上，整个人感觉迷迷糊糊的。
(一青 编辑)
出发那一天，我们在华懋饭店集合。美方工作人员先把我们带到一个小的放映厅看片子，介绍飞机上有哪些设备、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如何应对、怎么使用降落伞等。看完之后全体人员被送到上海郊外的大场机场登机起飞。我们坐的是美国的一架涡轮式军用飞机，原本可以容纳四五十个人，但飞机里只坐了不到20人，除了包括我在内的5位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军人，大家在机舱里相对而坐。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挺新鲜的，但感到有些紧张。出发前向先生告诉我大概只需要工作几个月，审判一结束就可返沪，我想这样也好，如果时间久了可能有很多地方不适应。坦率地说，对我一个出身于上海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最大的想法便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将要从事的是那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而这份延续了两年多的工作，竟然伴着很多艰难曲折。东京生活
3个小时后，我们的飞机在东京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然后坐美军的巴士进入东京。刚刚战败的日本也是满目疮痍，东京被美军飞机炸得到处是残垣断壁，有的工厂烧焦了，有的民房只剩下一两根柱子。东京市内，皇官对面的大楼也一幢隔一幢地被炸毁，这是日本人自己有计划地炸掉的，以防美国飞机轰炸时大火蔓延。日本国内很多男人都当兵战死了，马路到晚上也没什么人，一些日本兵回国后无事可做，就在路边摆摊维持生计。妇女们穿着也破破烂烂的。地铁车站里很多年轻女孩，因为她们的父兄参军战死而失去生活保障，她们只能靠卖身过活。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分别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各设立了一个国际军事法庭，其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主要由美、中、英、苏、加、法、荷、新、印、菲、澳等11国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理。首席大法官是澳大利亚人韦伯（William Webb），首席检察官是美国人季楠（Joseph Keenan），梅汝璈与向哲浚作为中国政府的首批出席代表，1946年1月飞赴东京。
梅汝璈与向哲浚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梅汝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向哲浚则毕业于耶鲁大学。向哲浚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1933年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出任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当时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是谢冠生，他很了解向哲浚，知道他英文好、人品也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急需既懂英文又懂法律的专业人士，谢冠生便推荐向哲浚任中国代表团检察官，而梅先生则出任法官。
当时向哲浚有3位秘书，一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派来的朱庆儒，另外两位是他自己聘的，东吴法学院毕业的裘劭恒和燕京大学毕业的刘子健。秘书一个月的工资是300美元，相当于6两黄金，向先生的工资是500美元，加200美元的交际费，他们的工资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支付。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审判。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都是以英文进行的，大量的文件和证据需要整理翻译，但中国检察官办事处人手极为缺乏，所以向先生回国拟招聘几位翻译去东京工作。
跟我一起被聘为翻译的，还有周锡卿、张培基、郑鲁达和刘继盛一共5位。我们的身份并不是由国民政府派的，而是向哲浚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处聘请的，所以我们每月200多美元的薪水也由国际检察处来支付。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从国内收集到的证据，主要是日本军人在南京地区附近的一些暴行，还有一些幸存者的证词等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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