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形似72年前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则同在对各自时间段的决定性意义，二则同在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相似定位，即文学艺术是一种执政党需要管理、可以取用的国家资源。这也体现了习近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文艺观”的某种继承性。不过，二者的主题不同，目标不同，手法不同，时代更是不同。毛泽东通过对文艺资源的消化、统合增强了武装战争力量；而据官方所述，习近平则意在重新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散乱、世俗化的文艺资源，提升国家软实力，助力民族复兴。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但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时间里鲜有大师和巨作产生的历史，已经印证了一个道理：文艺不是扛枪打仗，应该离政治远一点。文学艺术本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主体主要在于个人，固然整体上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但切不可以传统的政治管理的模式来运营。正如从完全集体化到分田到户才能提高生产力一样，执政者需要给予个人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宽容，需要保持创作的独立性，需要以市场规律来指引。执政党应该做的，应该是提供宏观引导，划定底线，建立法治，过多的干预则会继续束缚自身手脚，文艺巨匠和伟大作品的产生则仍然只是一场梦而已。
放不下的中共文艺“心结”
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共有文武两个战线，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对文艺的定位清晰明确，即它是一种政治，一种宣传、教育、动员方式，从属并服务于中共整体利益和统一谋划。事实证明，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确实释放出极大的力量，增进了团结，鼓舞了士气，成为中共逐鹿和问鼎的重要支撑之一。
遗憾的是，或许是意识到了文艺宣传在思想精神统御层面的巨大感召力，以及稍一松手即对政权产生的潜在破坏力，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在晚年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战线的控制，并不惜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重建对自身的信仰，其重要操盘手就是担任“文革小组”组长的妻子江青。文革之乱的造成，党管文艺的制度模式不可或缺。而中国文艺自身亦遭受摧残，百花凋零。
习近平此次在座谈会上表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爱国主义是其主旋律，其实是继承了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党管文艺的思路和治理模式。这也代表了中共在国家治理体系重建时对文艺工作的正式定位和未来规划，同时也意味着正式将其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范畴。
虽然毛泽东在延安的座谈会与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前者是为政党争取战争胜利，后者是为国家提升软实力；前者是绝对指挥，后者是宏观引导。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时代背景已经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做法是由执政党完全掌握主动性，而习近平的做法则是承认了文艺团队工作和创作的主体地位，并规制、引导、激励其发展。
以此来看，中共对文艺的定位有着鲜明的承接性，其相似点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习近平所提出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批评家要‘剜烂苹果’”等得到媒体的关注和热传，他对文艺的一些看法和评价将成为相关部门工作的指导原则。众所周知，中共一直严厉把控着文艺作品的传播与发布程序。中共可以推介周小平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可以删改《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也可以封杀柯震东、张默等污点艺人。
(麦垛 撰写)
有担心称，在高层的文艺路线确定之后，一系列相关的调控方向、治理规则、执法手段都会应然而生，从而有可能迎来一个执政党大规模引导和约束文艺工作的时代。这种现象的利弊如何？答案或许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至少从政治层面来说是一种正确而保险的选择，而对于文艺领域的发展来说或许恰恰相反。即使毛泽东时代百花调零的局面再难出现，但可以预期，伟大作品和大师的产生或许也很难出现。
政治应离政治远一点
从概念上来分析，“文艺”就是指文学和艺术，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创造、想象和展示。在很多人看来，这应当是一种纯粹个人的事情，与政治毫不相关，如果非要说相关，那这就是一种不应被侵犯的自由和权利。甚至可以说，文艺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有时候能够给个人、社会、国家提供某种指引。西方主流政治观点大多支持这些观点，并且得到很多中国人的认同，因为中国已经有过政治过于干预文艺导致的万马齐喑的悲剧场面。这也是此次座谈会引起舆论争议的原因。或许在中国的执政者看来，文艺作品中潜藏着巨大的力量，如果不受控制很容易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分裂和对抗，并威胁到政权稳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难以避免的问题，以夸张、虚构为表现形式的文艺作品很容易将问题扩大化，使问题解决变得复杂而困难。相反，如果能够通过文艺激发正能量，遮掩问题，则会降低执政难度。
而且，当前中国文艺界的很多乱象确实使胸襟抱负的决策层感觉“不堪入目”，或者是难堪重任。这些都意味着加强对文艺界的管理整顿的必要性。不过，执政者也要反思，为什么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鲜有出现顶级的精英人才？为什么中国文艺给外界的印象会如此平庸、世俗而混乱？是不是其管理思路存在某种症结？
寻根究底，文艺是一种以个人为创造主体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文艺是多元而非统一的。文艺因想象与创造才有价值，这就决定了文艺应该是自由而非管制的，天生具有冲破规则的批判倾向。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必定源于创作者对生活极其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对整个社会的反思和洞见。作品中济世救民的责任意识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或者说大多数伟大的创作者都是在社会责任的自我感召中获得了创造的动力。这些基本是伟大文艺作品的共性，而其形式则多种多样。中国大四名著中，《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本书都曾被列为禁书，揭示中国社会与官场乱象的文学、影视作品都被禁止传播，都反映了这种天然矛盾、创造者受到挤压的局促空间。
由此来看，文艺与现实政治确实存在某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共希望同时实现其对中国文艺的领导与后者的繁荣闪耀的愿望也就难以实现。于是也就出现了习近平所说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而如果中共继续遵循这种管理思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尤其是品牌的打响仍将未可期许。
高屋建瓴的决策者应该认识到，文艺是对现实的映照，正如其坚信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当社会问题很多时，不受制约的文艺圈固然会对执政构成挑战，但根本问题不在文艺本身，而在于能否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当执政者能够集中精神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积压的社会问题，而整个社会的生态出现改观的背景下，文艺作品也会自觉调整转向，由批评者向参与者、建设者的角色转变。
文艺确实是一种国家资源和工具，但不是扛枪打仗。正如从集体种田到分田到户一样，领导者需要给予生产者、创造者更大的独立空间，对他们的批评保持宽容，需要以市场利益来指引。执政党应该做的，可以是提供宏观引导，划定底线，建立法治，而不应过于关注细节。如果中共仍然不能在文艺领域自信地放开手脚，中国文化的复兴或将只能继续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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