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革命

陈子明老师浩浩荡荡一生，是真革命之先觉。著作有《现代政治学导论》、《西方文官系统》等，昨天惊闻先生仙逝，痛悼。现把先生写的《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革命》分享给各位。

陈子明（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一、教育系统的双重功能

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传统教育功不可没。截止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他所传授的“六艺”，是很全面的通才教育。

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

首先，教育系统是目的性活动的场所。它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教育和培养，使其掌握生活技能以及社会规范，完成人的社会化和文化的再生产。中国传统教育普及层次的目的，是能写会算同时又忠君报国的良民百姓；提高层次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选拔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次，教育系统又是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的中心。根据哈贝玛斯的理论，人们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具有不同的但又是缺一不可的价值。有文化的（书院或私塾）教师是民间（仪礼、公益、民事调解等）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是社区的舆论领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就是国人对国事进行批评监督的场所。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明代的书社，均在教育活动中隐含某种政治交往的功能。

当欧洲中世纪后期普遍建立大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在世界上落后。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1860年之后的九十年，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火车头，是现代化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

对教育内容、目标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都要以教育现代化为前提，使得后者的作用大大提升。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科举废除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由与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试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官的资格考试。国立大学创立后，随即便开始了从大学校长、教授向部会首长级政务官的流动。

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学校具有监督和评议政府的特权，学校师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结社等项自由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尊崇与呵护，以至毛泽东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以乡学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明确规定乡镇中心学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长和教师得依法兼任乡镇政府中的职务。国民党虽然想要党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顽强抵制，一直没有完全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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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四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在“文革”高潮时，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也就是说，文科大学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还在未定之天。这些政治运动使最优秀的人才惨遭摧残或者从教育系统中流失，使中国教育大伤元气。一方面，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军变成了拖后腿的，不能够为各方面建设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90年代前期中国各种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动和功能几乎全面萎缩，沦落为听命于权力的一种简单工具，仍以北京大学为例，从一代巨匠陈独秀、胡适、鲁迅到俯首帖耳的“梁效”的演变就足以说明一切。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成为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采取了恢复高考等一些“复旧”措施后，教育界领导人一直以十七年“红线”自居，不管其他领域的改革如何风起云涌，始终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近两年来，改革的风气刚刚吹进了教育界这一过去的禁区。但是，如果认识到教育失误的长期性和严重程度，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