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认为，法治是“天下至道”，“法”是衡量人们言行是非、功过、曲直的客观标准和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正在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外界期待习近平会如何描绘他治下中国的法治蓝图。曾在《习近平用人有玄机 施政试验田浙江放异彩》一文中指出，作为政治的发迹地，浙江是习近平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浙江的崛起路径还被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这些在习近平上位以后的用人、整风、反腐、深化改革等方面都得到验证。而习近平曾在浙江推行“法治浙江”，亦可能作为“法治中国”的缩影和样板，反映在习近平“依法治国”的蓝图上。而根据中央深改组等领导小组的设立以及“法治浙江”领导小组设置的前鉴，四中亦有很大可能会设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法治中国”的推进。
“法治浙江”的范本意义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任上调任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职务。一个月后，习近平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到2007年调任上，习近平虽仅在浙江工作了5年，但这时的他已经是可以说了算的“一把手”，他可以在这里尽情展现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抱负。作为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推行和实践的“试验田”，他在浙江期间的政绩最引人瞩目，浙江的崛起路径也被概括为“浙江模式”，而“法治浙江”的建设也是其中颇为亮眼成绩。
四中全会推动的依法治国主题，被认为是习近平“法治浙江”的升级版
在提出“八八战略”、“五大百亿工程”等一些列重视民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改革举措后。2004年，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主导，“法治浙江”开始谋划。2005年，浙江省委把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并专门成立了工作筹备小组，着手开展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工作，习近平亲自主持，时任浙江省委专职副书记夏宝龙等人参与。2005年12月底，浙江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建设法治浙江。2006年4月，浙江省率全国之先，在该省委举行十一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为建设法治浙江擘画出蓝图。法治浙江《决定》除了强调“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外，还明确法治浙江“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政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法治水平”。《决定》还明确了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以及省委政法委在建设“法治浙江”的具体分工和职责。而四中全会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前有了解《决定》草稿内容的法律学者透露，《决定》围绕“怎样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阐述“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法治建设的步骤。这显然会是习近平当时推行“法治浙江”的升级版，料很多法治浙江时的理念和举措都会在此中集中体现和发展升级。
强调党委、人大、政协在建设法治浙江的领导、推动、促进作用，着眼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法治政府建设，以维护司法公正为主题改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提出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注重用民主的方式、依靠法治的力量来治理社会、调节关系、平衡利益、减少矛盾，是习近平当年推行“法治浙江”的内核。在“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也进行了一定的制度创新，如强化人大监督乐清人民听证制度、深化政务公开的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加强政治参与的台州外来人口三级议政议事平台等，都为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样板。当然，法治中国如此宏大的议题，肯定还会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如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时推出的“法治江苏”，现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主政湖南时所推行的“法治湖南”建设等。
料成立领导小组强势推动
习近平曾说：“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比如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已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这番话，说明他很早就将在浙江主政的实践，有意识地灌注了为全中国的发展“趟路子”的意义。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全面从胡锦涛手中接过权杖，直接面对的就是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在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时，就用心构造了主导、推动改革的权力结构，由此而有4个小组（委员会）的成立，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些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均由习近平担任组长（主席），其他政治局常委成员根据情况担任副职，大量的中共高层担任领导小组的具体成员，这让习近平具备了强势推进全面改革方案的可能和能力。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为了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的落实，观察人士指出，四中全会有很大可能会成立全面推进“法治中国”领导小组（或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当年习近平在浙江推行“法治浙江”建设时就曾设立建设“法治浙江”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法治浙江”建设的领导，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协调“法治浙江”建设各项工作，加强对各地各部门法治建设的督促检查。领导小组每年年初召开例会，听取汇报，审议要点，部署任务；年中召开工作交流会议，表彰先进单位，交流工作经验。
而之于领导小组可能的人事构成，从浙江的样板亦可观一斑。浙江省委建设“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组，由时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任组长，省长、省委专职副书记龙、省政协主席、主持省人大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等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包括省公检法，人大、政协、政府，以及纪委、组织、宣传等部门高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办公厅，主任由省委副秘书长兼任，成员单位包括省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委政法委、省法高检等19个；省、市、县三级都建立了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此番四中全会如成立法治领导小组，其人事设置料亦难脱出浙江时的配置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深改组下设有民主法制领域专项小组，可能会有一定的机构重叠和人事交叉，具体如何仍需看四中《决定》的出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