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恋爱与整风运动中
叶群原名叶宜敬，原籍福建闽侯县，1917年出生于北京，比林彪小10岁。1934年9月考入北京师大男附中女生班。
林彪与叶群
1935年，叶群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7月，她转入天津读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叶群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考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随后，她辗转至江西，由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1942年，林彪回国后与她结识。不久，两人结婚。
在延安，叶群鲜明的性格已经开始显现。这表现在恋爱与整风运动中。
当年林彪追叶群时，一开始她似乎不愿意。据当时因妻子和叶群同在女子大学而和叶群比较熟悉的诗人郭小川回忆：“整风前夕，那时林彪追她。头一天，他们谈崩了。第二天在校门口遇见我时，她大骂林彪，说他品质很坏等等。我还劝过她，说：可以不爱他，但不要对领导干部采取这种态度。”
在此前后，叶群将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同学们看，闹得沸沸扬扬。贺龙也得知此事。一次，西北局书记高岗陪同贺龙去延安县委，介绍当时在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的薛明同贺龙相识。贺龙同薛明谈话时得知她认识叶群，是同叶群一道由江西来延安的，便对她说：“叶群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做。”薛明随即向叶群转达了贺龙的意见。1942年9月，林彪同叶群结婚后不久便从延安出发赴重庆，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叶群留在延安参加整风。在审查干部阶段，叶群也受到支部审查。
据《贺龙传》记载：叶群“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的电台里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暧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办的壁报投稿”。
薛明回忆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我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代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
在延安审干期间，有成百上千的被审查对象，叶群只是其中之一。她被揭发的那些事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至于薛明劝叶群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问题，本是好意，但在叶群说薛明“趁林彪不在，要害她”之后，薛明就感到不好办了。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要害她”，只能把她拉到组织部去评评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揭发，这在党号召整风的历史条件下，只要符合事实，不夸大，不捏造，就无可指责。然而，叶群对此却一直怀恨在心，成为后来在“文革”中利用权力借整贺龙之机狠整薛明的一个原因。
谈恋爱和接受审查，前者是喜，后者为忧。对于这两者，叶群的反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夸张、作秀。林彪追她，这是值得夸耀的事，于是，她就骂林彪，并将林彪的信公之于众，借以抬高自己。整风审查历史，其中有一些是不太光彩的事，于是 ，她就又哭又闹，装疯卖傻，借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俗话说：人生如戏。叶群就是一个将人生当作演戏的演员。
和林彪一起揣摩毛泽东的心思
1953年“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提出：“林彪要准备到中央来工作。来中央之前，要注意熟悉全局，熟悉中央工作情况、人事情况，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的书。我认为他这个人的思想还比较深刻，但光有这点是不行的。一个负重要职责的高级干部，知识总要广一点才行，要渊博，光渊不博是不行的。”毛泽东让一名负责干部把他的话向林彪传达。林彪听了后既喜又惧。
“高饶事件”后，林彪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他曾两度到过苏联，对斯大林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拨一拨的党内斗争印象颇深。他和叶群都非常喜欢看中国历史和历史题材的小说，研究如何处理高层领导的关系。林彪十分关注历代开国将帅的命运。他和叶群在笔记中曾抄录唐玄宗李隆基的话：“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他们似乎对进入高层很是忧虑。但他读到曹操当丞相后认为自己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时，在书上批了一句：“不要轻易骑上去。”他加了一个副词“轻易”，说明还有“骑上去”的欲念，不能做到六根清净。他还抄录了《三国演义》中歌颂刘备困处曹营“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诗句，把自己比作刘备。
1957年夏，林彪一家到北戴河疗养。当时，来北戴河的领导干部很多。叶群特地交代工作人员嘴巴要严，不能随便向外人讲林彪家里的情况，即便是对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的人也不能讲。林彪家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严格执行，唯恐出错。
有一天，叶群突然动员大家出去洗洗海水浴，跳跳舞，看看电影。秘书吴欣峰正纳闷，叶群说出了真实用意：“不过你们可不能光玩。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注意观察其他首长的言行，回来向我和首长说说。”
几天后，叶群果然要听汇报。她坐在凉亭下的躺椅上，林彪则低着头在附近来回踱步。工作人员站立在叶群周围，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拿“毛主席游泳真行，一游就是两三个小时”之类的话来搪塞。
1958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六。
此时，林彪的思想逐渐向“骑上去”倾斜。为了趋利避害，林彪作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叶群充当他的助手，倾听他的诉说，不时作一点补充，进行一些讨论，最后将他的心得记录下来。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林彪便着手揣摩毛泽东。1949年，他曾写下关于毛泽东的一段文字：“他先为你捏造了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改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毛的惯用手法。今后应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和叶群写了不少琢磨毛泽东的笔记，他们用“一号”“姨毫”“莫噢”等作为毛泽东的代号。在当时的形势下，林彪深知要获得巨大政治利益，必须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初，叶群记录林彪的话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 林彪提出要“抓一号活思想”，“把他想的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他还套用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其修改为“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叶群将这些归入对毛泽东的“应兑（对）法”，也就是千方百计迎合和应对毛泽东，试探着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建言献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林彪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如果毛泽东决策错了呢？他们写道：“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叶群讨论的结果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编造“四条”扳倒了罗瑞卿
1965年11月底，林彪、叶群发起对罗瑞卿的攻击，成为“文革”的前奏之一。30日，叶群携带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经近一年搜集的十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叶群又分别到这三个小组作了揭发罗瑞卿的发言。她对罗瑞卿的指责和诬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二是说罗瑞卿反林彪，要夺林彪的权。
如果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还是工作之争的话，说反林彪就是野心的问题了。叶群将揭发的重点放在后一个问题。她说：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
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
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叶群讲的这个故事出自自己家里。如果说揭发人是林彪的话，证明人就是叶群，反之亦然。旁人未必相信。于是，叶群又把1965年5月病逝的刘亚楼搬出来，爆出更加耸人听闻的材料。她说：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林）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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