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梁振英被《纽约时报》引述的言论，同建立美国当今体制的那些「大政治家」和「伟人」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反对所谓「多数人暴政」、保障「少数菁英的权益不被贫穷多数所侵害」（见《联邦党人文集》）----这正正就是资产阶级宪政的核心。
梁振英对《纽约时报》这样讲，无非就是指出，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平稳发展，必须有限制福利民粹政治的措施。限制不了的话，香港作为国际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的角色，就必定会受影响----经济发展受影响，民生也不能怎样得到改善。换句话说，梁就是间接的对美国当局，像日前杨洁篪会见克里时一样，作出「友善提醒」，希望美方多做「有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否则美方在香港的大量经济利益也会受损。
显然地，中共不了解的是，美国现在进行的是政治作战，它才不会计较一时的经济损失。整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总目的，就是拖垮中国。
事实上，无论资产阶级当权者，还是拥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福利民粹势力，都要面对「钱从何来」的问题。大资本完全可以合法避税减税免税，福利经费的主要来源，最终落在中高层受薪人士身上。在资本主义之下，福利政策必定会影响利润率，降低投资意欲，最终制造失业。
福利民粹党派一方面宣称有票就有福利，但同时又拥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说到底就是在兜售空头支票。
梁振英的发言，不是说「穷人有票就会有福利」，而是说宣称代表穷人利益的福利民粹主义会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民生问题更加不可能解决。这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立场，而是事实上整个欧美统治阶级都在力行的「普世价值」。在这种情势下，《纽约时报》才会虚伪的而且完全可以预计地，将梁振英的发言修剪，聚焦在选举权问题上，并将梁振英的发言再次完全可以预计地演绎为「不容许穷人有选举权」。 （事实上梁振英是为四大界别提委会辩护，而从来没有说过「穷人不应该有票」，提委会弄出来的候选人，还是要经过普选的。）
更不用说，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联邦体制，就是冲着普选议会和可能的民粹主义而来的----就是用司法和行政，防备普选议会所可能造成的福利民粹、甚至「仇富政策」 ，也要防止损害资本权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出现。更不用说，美国体制的「民间基础」，就是大资本和宗教势力对教育和舆论的彻底垄断。
美国资产阶级宪政的「厉害」之处之一，就是除了在一次大战之前的一段短暂时期，从来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而一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势力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就很快被铁腕镇压下去。 1930年代以美国共产党为首的各个左派力量所领导的、常常要抵御政府和资方暴力的组织工作和罢工行动，创造了一系列强大的产业工会。但随着美国发动冷战，左派在美国工运的影响力，被政府和资方彻底整肃。美国工运失去了「左眼」，成为了资产阶级两大政党之一的民主党的票仓，根本无力抵抗统治阶级的各种攻击，势力不断消减。美国共产党最终也完全失去了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成为民主党的附庸团体。
总言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宪政，比梁振英现在捍卫的那一套更历史悠久，更行之有效，也明显的对不少人来说，有更强大的欺骗性。
这种情况说明了，香港劳苦大众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手上有没有票，而是对主要的生产资料有没有控制权。也就是说，香港的真正问题不是应不应该「民主化」（或美国化、台湾化、韩国化、菲律宾化），而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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