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中，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文革期间江青与周恩来合影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擢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12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王海容、唐闻生成为特殊的“桥梁”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当时，人们把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在这“五朵金花”之中，由于王海容、唐闻生的特殊身世，成为两朵最引人注目的“金花”。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1972年夏王季范病故时，毛泽东所送的花圈上便写着“九哥千古”。
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她的名字是爷爷王季范取的，取义于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王海容在长沙读完初中，于1952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57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11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1970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翻译的，便是王海容（后来，在1974年11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海容早在1967年，就已经为毛泽东“传话”。
那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外交部的工作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被印成传单，到处传播，人称“王八七讲话”。王力在讲话中，称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矛头直指外交部长陈毅。
王力的讲话发表后，外交部的“保陈派”们要弄清毛泽东对王力讲话的态度，便派出王海容去毛泽东那里“摸情况”。
据刘华秋回忆：
我们请王海容尽快设法摸清毛主席的反应。（1967年）9月24日凌晨四点，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试探他老人家对陈毅同志及王、关、戚的态度。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针对王、关、戚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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