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德不配位”与“位不配德”的情况简直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所谓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只是一种安慰的说法，其实在中国更多的时候就是德不配位者居多，出现这种情况叫“小人得志更猖狂”。至于灾殃，也不是没有，不过，小人得志，德不配位，安享晚年，寿终正寝的情况其实是更多。所谓 “位不配德”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怀才不遇”，就是一个人的才华与道德修养和他实际获得的名誉、地位与施展的舞台极不相称，出现这种情况的代表性人物不计其数。比如最早的代表性人物有屈原，为此还写了牢骚满腹的《离骚》，最后终于郁郁不得志，投江自杀。而唐代时的韩愈，虽然没有投江，但是也写了《马说》一文，明确表示了不满：“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类似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都击中了中国千年历史的一个重复出现的问题：如何选拔人才，以及如何做到人尽其才的问题。中国从中正察举到科举考试取士，一直是在儒家思想里打转转。无论察举还是科举，还是其他什么方式，都脱离不了中国儒家的指导思想，那就是相马式的人治提拔。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主子与奴才关系，那是难免的。这种提拔方式必然要以对主子的忠诚为首要之义，其他方面就是次要的，有时甚至是不要的。在这里，儒家的皇权文化的用人之道，其标准优先次序必然是，第一是忠诚，这一点意味着皇权江山的安全；第二是才能，这一点其实也还是围绕着安全，在必要的时候，这个才能能够为维护安全服务。第三是效率，这一点其实也是间接地维护江山的稳固。只是这三点紧要的程度不同而已。第一点最直接威胁到皇帝的个人安危，第二点间接威胁到个人安危，才能这个东西，用得好的时候，是维护江山的，弄得不好，像唐代的安史之乱时的安禄山，却是起反面效应的。最后一点只是出于不要官逼民反，危害江山社稷的安稳才显得重要的。其实，只要不是把老百姓逼到造反，严重威胁到皇家的江山，儒家的所谓的“仁爱”，只是提醒统治者，盘剥百姓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做杀鸡取卵的蠢事，要有点长远目光。“仁爱”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便于长期统治，长期盘剥百姓而已。这点“仁爱”，其实就是给杀人的刀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便给百姓以温柔的一刀。
如此，在儒家文化里，如果不是逼到江山受到外敌入侵或者内部动乱到无力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不可能会起用所谓能人的。因此，南宋时的岳飞，只有在金国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才会有机会显露才能，而且一旦情况有所稳定的时候，这种有才能的人，首先就要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方式被杀掉，最好的命运也是被边缘化。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无力避免这种兴亡交替的反复循环。而且常常是时间一长，只能够是“德不配位”者长期占据着国家的关键岗位，甚至只有坏蛋才可能做得了那个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陶善择恶的历史，这是非常有根据的，甚至把只做坏事，从来不做好事的恶神“龙”，作为自己的图腾来崇拜。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儒文化引领下，不惜制造出一个“假、恶、丑”的“龙”来代表自己的皇权文化。靠制造恐怖，而不是靠正义来治理社会，营造良好的秩序。
将人民视为潜在的犯罪分子来严加防范，而不是把人民看成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这是贯穿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一个现象。而镇住百姓的法宝，又是靠制造恐怖氛围，而要制造恐怖气氛，又非得把“假、恶、丑”推演到极致。这样一来必然视自然的天性为敌。女人被缠上三寸金莲，走路尚且摇摇晃晃，仍然不放心，还要再加上一部《孝经》给予洗脑，男人则被阉割为太监，用“忠君爱国”的紧箍咒给牢牢套住。对付儿童则有《三字经》、《二十孝图》和《弟子规》之类的教条，使其头脑僵化，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权利与责任义务之间完全分离，用权力去扼杀市场，用“君臣父子”关系，取代一切人际关系。
大凡一个民族，都会有优秀的种子，如果能够发现这些种子，然后加以推广利用，则这个社会自然就会相应的发展。卓越的优秀人物，在任何社会都是稀罕的资源，然而，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将他们发现与利用好，则这个社会就不能够朝良性方向发展。民国时期著名作家郁达夫曾经这样评价鲁迅的逝世：“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鲁迅先生生前指明了中国儒家文化那么多的问题，并且说他其实是很孤独的，因为，当时在中国太多的中国人不识字，因此，他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倘若中国人都知道他写了那些文字，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从日本人的钞票上的人物可以知道，他们把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与科学家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基本上是用这些民族精英作为立国的根基。美国则把爱默生、爱因斯坦、爱迪生、乔布斯，比尔·盖茨、马丁·路德·金等等这些人作为社会的栋梁，而且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思想、文学、经济市场中自然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赐封号、给荣誉，更没有人可以给他们特殊的利益，他们的思想权威要靠思想本身的强大逻辑去脱颖而出，他们巨大的社会声誉，是靠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自然获得，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都自然埋藏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人能够轻易撼动。
然而，中国儒家护卫的皇权文化，常常任意加封进爵，或者任意褒贬臧否人物，而且一旦被钦定御用，就获得非同一般的权力与利益，常常高人一等，轻易加封，也常常轻易剥夺，生杀予夺，只在龙颜喜怒之间发生。
可是偏偏统治者常常不喜欢真正有思想的人，那些真正有深厚思想，有着远见卓识的人，常常是他们愚民统治的最大障碍。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面对百姓，不可铸刑鼎，让百姓明白法律的要义所在，以便愚民。一切靠恐惧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人，他们最喜欢的自然就是愚昧、盲从的人，那些没有自己想法，不拿自己的生命去作真实体验，不肯用逻辑与常识检验一下的人。因此，中国自古被帝王加封的人，极少有真正学识渊博、富有思想智慧，并且对人类文明有伟大创造的人。满清时光绪对文盲“丐圣”武训加封，赐黄袍马卦和“义学正”扁牌。毛泽东时代极力批判这个封建社会的道德榜样，用 “雷锋”这个榜样取而代之，雷锋的文化学历虽然比武训高了一些，但是自然也仍然是不够高的。中国“文革”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的道德典型，无论什么出身，什么人生经历，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化程度不高。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只有像文盲陈永贵、头脑简单的吴桂贤之类的人物才有机会升迁。后来，仅仅文化程度不高还远远不够，还要加上恶劣的人品，比如王洪文之流。之后中国树立的典型，被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之的人物，又有几个是思想智慧之人？又有几个是对人类文明有伟大发明创造的贡献者？中国数千年来，所树立的道德典型，几乎就是“文化素质不高”，“思想白痴”的另一种说法。
当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称颂中国的文化作为“史官文化”的优越性，而顾准先生却看得很准。所谓史官文化社会，就是通过官府推举道德典型要求全国百姓学习的一种德治社会。自然没有市场什么事。做市场与金钱的奴隶是不行，必须做权力的奴隶，因为一仆不能够事二主。在深受儒文化影响的中国，并且仍然倡导儒文化的现代中国，什么人能够冒出来充当社会精英的代表，几乎就是内在逻辑定好的。一个倡导儒家文化的人，能够推举什么道德典型与社会精英呢？像方舟子这样的文理兼通的真正才子，这样的美国理工博士学位获得者，一个异常较真的人，一个能够用自己头脑思考、分析与批判的人，他能够获得隆重推举与任用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稍稍理解的人，用脚丫子想一下都会知道，什么人能够冒出来，什么人能够走红，历史文化是有其自身的逻辑走向的。那些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想法去善解人意的人，应该洗洗睡了。应该值得庆幸的是，现代“丐圣”毕竟还没有出来，这多少还是有一点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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