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行动已持续整整一个月。事到如今，所有香港人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场运动应在何时、以什么方式结束？
香港占中
政府与学联代表上周举行首轮对话，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提出了四点建议：一，2017年普选在人大常委会框架下，仍有相当空间令选举公平、公正、高透明度及富竞争性；二，2017年特首普选不是终极方案，将来可按实际情况进一步改善；三，成立讨论政改的多方平台，包括学生和年轻人一起重点讨论2017年后的政制发展；四，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
前两条反映政府的一贯立场，第三条是要让学生相信，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框架以后还可改动。第四条是重点，显然要在不影响人大常委会权威的情况下化解政改争议僵局。估计港府事先已与中央沟通过。
民情报告如何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把8月31日以来香港的民情变化，包括占中运动造成多大损失，有多少市民起来反对占中等等都写上；写了等于没写，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几位现任中央领导人都曾对下属表示，表扬的话就不必多讲了，多讲存在问题。因此，报告书应集中反映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对政改的意见，并从中查找政府本身工作的不足，然后提出化解危机的建议。
学联方面承认“政府让了半步”，但他们坚持特首普选要有公民提名，2016年立法会选举要取消功能组别，并要求人大常委收回8.31决定。估计政府方面会答应向港澳办转达这些诉求，但诉求获接受的机会甚微。务实的办法是回到基本法原则上来。其实，如果提委会真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全国人大常委的几条决定就有可能不再是“闸”了。特首梁振英已松口，可把公司票改为个人票。前基本法咨询委员、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更提出，让三百万选民都自愿选择界别，参与投票选举选委会成员。
事实上，在第一阶段咨询中，泛民和建制派都提出了不少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方案，可惜咨询过程受到严重干扰，根本没法顺利进行。一些有识之士当时已意识到，这样下去必然会出问题，39位涵盖建制和泛民阵营的知名人士发出呼吁信，希望各界把握最后机会，平心静气讨论政改方案。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国家安全大过民主”的高调门掩盖了。一些港区人大代表到北京列席人大常委会议，会还未开就说“大局已定”。有位身兼基本法委员的人大代表竟把人大常委会开会说成是“剪布”。靠这些人反映香港民意，人大常委们能获取准确资讯吗？
特区政府也要负一定责任。第一阶段咨询是五步曲的第一步，本应由特区政府主导，征询的对象是香港市民。政府却请来一批内地“学者”主导了咨询，一位内地教授就可以“一锤定音”，香港各界反而未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第二阶段咨询如能举行，必需汲取这一教训。
除了继续对话外，不少人还在寻找其他化解危机的办法。自由党党魁田北俊建议梁振英考虑向中央请辞，不排除反映部分工商界人士对时局的忧虑。
在学生坚持不退场的情况下，若梁振英能以请辞换取结束占中，未尝不是一条出路。不过，就算梁振英同意辞职，中央也未必接受，因为于事无补。
正如田北俊所言，梁振英过去两年的管治做得不好，但他的致命伤在于他的“原罪”-----循小圈子选举上台，缺乏认受性。若他现在辞职，其接任人仍须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选举产生，认受性依然无法提升。再者，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选举能否顺利举行仍是个问题。
也有人把恢复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解放军的介入上。而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日前已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内地每年都发生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事件。仅广东省近年就发生过因建核材料厂、焚化炉，以及征地、村委会选举等引发的大规模抗争，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面对这些抗争，当局从来没有调动正规军，又怎会在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轻易动用军队呢。
当然，如果出现放火、抢劫等暴乱，特区警方又束手无策，就另当别论了。幸而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占中基本上和平进行。林郑月娥在对话时曾表示，“要稍为赞一下学生”。与此同时，也不应完全否定前线警员的作用。一个月来，虽然示威者和警员不时发生冲突，但是如果没有前线警员分隔不同意见的人士，尤其是阻止黑社会的袭击，示威是不可能保持非暴力的。能否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前线警员和学生之间能否消除敌意。说到底，前线警员只是执行者，奉政府的命令行事。因此，要批评就批评政府，要撑也是撑政府，不应把前线警员当作磨心。日前尖沙嘴举行“撑警”集会期间发生殴打记者事件，一些人围殴记者后，转身就与警员握手，这不是陷警方于不义吗？难怪民建联主席谭耀宗曾惊叹，有人太积极反而帮倒忙了。
综上所述，要化解目前的僵局，政府应与学生继续对话，寻求对政改问题的共识。双方都要拿出诚意，政府的民情报告要充分反映香港市民的诉求；学联则应理解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只要选举能达到公平、公正、有竞争性，就不必坚持公民提名。学生领袖们还应意识到，不管有多大的理由，占中始终是一场违法行动，要见好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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