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重要会议的成果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千余字公报虽已公布，但是并未在中西舆论场域引发巨大反响。这种不温不火，从中国官方公布四中会期延续至今。尚且还在不遗余力解读四中公报或是预判《决定》力度几何的，只剩下代表官方意志的主流媒体。而一向稍有风吹草动即争执得热闹非凡的左右派，要么选择了群体性沉默，要么附加几句隔靴搔痒的抱怨。在公报甫一公布后曾分析，造成当下舆论两重天之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并未看懂四中公报，选择缄默不过是自我保全的策略。抛开活跃于各个场域的左右派，更大范围来看，从十八大至今，多数左右派开始走中间路线，这也是以四中为镜鉴反照出的中国思潮之变。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资料图
思潮之变，也是问题之变。长期以来，追求平等、意欲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左派都在抱怨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手中的利器和话柄便是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而追求自由和法治、意欲超越邓小平“政左经右”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右派，则指责当局走了回头路，始终在念口头经，抵制普世价值。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家马立诚在著作《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中，对中国的思潮进行了分类和剖析。在前言中，马立诚如是写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的初步的扩展为各种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人们能够触摸到各种思潮大致的逻辑和边界，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出奇的春秋时代。八种社会思潮包括占社会思潮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潮、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以及很多人希望能够建立的新儒家思潮。这八种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问题意识”；其二是这些思潮都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围绕“问题意识”，马立诚罗列出的这八种社会思潮，堪比八种药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变化的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各种思潮的起伏涨落也就呈现出参差的状态。
以四中全会前后的舆情变化为据，不难看出时下中国的思潮特征，即融合趋势明显，中间派逐渐浮现。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结束后，原本以为左右阵营或褒或贬会热闹非凡，不料想不仅为能形成你言我语的争辩之状，反而双方变得哑然。仅存的声音，只剩下主流媒体的抽丝剥茧式的解读。与以往党报官媒自愿充当吹鼓手不同，抛头露面于主流媒体的专家学者，面对公报，不再是一味唱好，而更多的是中肯的点评，且开始就问题而做分析，少了假大空，多了“问题意识”。比如在提到依法治国时，虽然承认这对于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疗里能力现代化的里程碑的意义，但同时也发出警示，如果依法治国落实不到位，治权而非治民的法治本源理不清，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已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不过是一句美丽的口号。再如承认习近平以辩证的措辞回答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但同时也敢于去揭开历史的伤疤，将毛泽东时期的“要人治，不要法治”以及“无法无天”造成的严重后果放在广场中央。如是做，既是直面历史，也是在间接督促当政者以史为鉴，不失为有力且稳妥的提醒。
中间派的崛起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因为自由主义的“左”转、新左派的“右”转背后有着庞大的“问题”链条。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便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转向，但是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却很难完全契合。比如对于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原因分析，一派认为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一派认为是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寻租行为。再如对于应当如何认识、判断中国的国情，一派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诊断中国的问题就是诊断世界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一派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而是新形势下的老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派认为否定过去，抛弃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派则认为批判和清理的还远远不够。对于后一点，在十八大召开前夕，以及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期间，两种认识下的争论体现得尤为突出。
武汉大学杨军教授也敏锐地观察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出现了左翼。2014年8月，一些来自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华人学者在香港召开“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宣告了当前中国思想领域中左翼自由主义的存在。他们主张“自由主义不仅要关心自由民主和市场，也应该重视平等和分配正义议题，以及关注性别、环保、教育等社会议题”，要思考“自由主义如何才能好好响应中国今天的种种困境和纠葛，它的进步性批判性体现在哪里”，逐步“左”转。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教授提出，新儒家思潮的近来重要转向就是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新儒家群体开始有条件地接受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学者也开始对儒家持同情态度。
检验中间派是否真的崛起的标志之一，即为极左观点或是极右论战的起兴。在四中召开前，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阶级斗争论”一时成为热点，自由派反诘：中共自身都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当下，作为高层智囊的代表，王院长重提阶级斗争，究竟意欲何为？再者说，时下阶级怎么划分？是延续毛时代的陈规陋习还是另起炉灶？所谓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命，都是与阶级斗争论捆绑出现的问题。在此次论战中，《环球时报》和《学习时报》扮演着调和矛盾的角色，前者在调和的过程中将矛盾转嫁之一批西方政治观念的追随者身上，后者则引用邓小平的话称，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与此前的宪政之争类似，参与者多为党报官媒，而民间场域的左右派们，在宪政论战时还锋芒毕露，派系色彩鲜明，待到专政论战时，多数已取道中庸，激进者寥寥，站队者不再。
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论”
事实上，自十八大始，中共执政者就试图探寻中道，其所确立的政治纲领，可概括为“全面改革，文明复兴”。这一明智选择，也促使思想界的中间派逐渐浮现：在政治上主张改革，但循序渐进；在文化上认可重归传统，但并不封闭，追求的目标是中国式现代秩序。这个中间派还在形成过程中。若官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个中间力量就会逐渐扩大，成为思想界主流。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也提到，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左右两端的激进主义开始向中间派靠近，中道理性的声音在社会上越来越成为主流。就习近平这位时下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而言，其不偏执于左右、试图超越左右的做派，也给中间派的崛起创造了有力条件。虽然期间也参伴着中共通过强有力手段打压右派，以致其无公共平台发声，但也不过是零碎的、一以贯之的敲打，并未形成共识。所幸，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执着于口水仗的中间派之崛起，表明中国正在走向一条越来越正常的道路，这也是执政者敢于进一步开放思想市场的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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