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发表评论指出,占领干道影响百万市民,早已流失部分市民的支持;近日占中三子淡出,更折射出占领运动形势严峻。文章指出,学生有一个心魔,认为现在撤离、退场,就是软弱、输了。其实,对于撤离退场,若视为转进,只要有足够信心,相信市民的支持不会减退,则转进之后,抗争与争取民主普选的空间更大。

18岁的民运领袖黄之锋(右)在香港的金融占据中心区接受采访
附文章全文: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收割占领最大成果
近期,各个阶层市民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占领运动怎样收场?”这个问题,即使是坚持占领干道、堵路阻塞交通的学生和占领者,都不知道答案。连日来,各方人士都劝喻学生知所进退,保留实力,撤出干道,让交通回复正常,使市民生活、生计不再受影响,可是学生对此充耳不闻,运动的延续性已经成为悬念,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此时此刻,学生应该以开放态度,聆听不同意见,回归务实再定行止;若一意孤行,这场运动有可能被带进死胡同。
退场并非软弱无所得 实质转进扩抗争空间
占领干道影响百万市民,早已流失部分市民的支持;近日占中三子淡出,更折射出占领运动形势严峻。这场占领运动,公开摆出学联、学民思潮、占中三子三头马车领导的格局,但熟知内情者都知道,领导权的矛盾早就爆出来。枢机主教陈日君曾经公开批评学生,替占中三子作不平之鸣,认为并非三子骑劫了占领运动,而是学生骑劫了占中,缘由在此。
占中两名发起人陈健民和戴耀廷相继回到大学复教,他们原属占领运动始作俑者,在运动仍在进行之际,回复正常教学生活。就此,“双学”虽然淡化其影响,但是实际引发这场运动的占中发起人离开广场,象征意义突显,反映占领运动疲不能兴的真实一面。另外,陈健民与戴耀廷不在意与学生互动的遭遇,也不介意被边缘化,他们否认回校复教是退场,强调“我们仍然会在这里”。话虽如此,戴耀廷说的“调整是为走得更远”,相信是反映他们对运动现状的真实感受。占领运动历时逾月,就个人而言,这对体能有巨强度要求,参与占领者多已疲惫,身体状况需要调节。另外,占领者并非“职业占领者”,各有本业,或是上班营生,或是回校上课,能够无忧无虑持续占领的人,只有绝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占领者来说,调整十分必要。占领运动陷于胶着状态,以学生与政府的取态,目前看不到有突破可能,若要运动保持生命力就必须调整;局面僵持下去,政府在恢复交通、社会秩序固然有压力,学生与市民对立而承受的压力,同样巨大。
因此,占领运动需作策略性调整,是学生不能回避的问题。学生领导这场运动,种种迹象显示他们强烈地以自我为主,听不进其他意见。曾经协助学生与政府对话的中间人,慨叹在广场提起撤退,就宛如魔咒般备受批评;中大校长沈祖尧撰文表心声,“无论怎样的劝导,都不能打动你们抗命的决心,我们只能活在一片忧心与无奈之中”,爱护学生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如此仍然换来学生批评为虚妄。这类中间人的无力感,正是许多市民对事态感受的写照。
学生有一个心魔,认为现在撤离、退场,就是软弱、输了。其实,对于撤离退场,若视为转进,只要有足够信心,相信市民的支持不会减退,则转进之后,抗争与争取民主普选的空间更大。例如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同时,学生可以到地区做群众工作,深耕民主,使得已见成效的公民觉醒更深入推进,转化为滋长民间争取民主的动力。守在那几个占领区,在师老兵疲下,不被消灭也早晚溃散;离开占领区打运动战寻求壮大,才是今次运动的最大意义和成果。
学联日前又出招,写信给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提出第二轮对话,但有两项前提:要求政府向港澳办提交的民情报告必须包括撤回人大“8·31”决定,对话平台必须朝向订立公平选举办法(包括公民提名等)及立法会选举废除功能组别的时间表及路线图等。这两项前设与学联较早前的强硬立场并无二致,学联大概认定政府不能作出承诺,因此希望林郑月娥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直接与学生对话。
学生都是初生之犊,谁也不怕,提出与中央官员会晤讨论政改,无可厚非。不过,主管港澳事务的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学生却指名要见李克强总理,就体制以至官场伦理,出现学生想像中的会面可能性极微。政治讲求可能,学联却罔顾现实,追求自我心目中的不可能,以这种盲动勇武寻求与中央打交道,这个时空顿时陌生起来。
第二轮对话互释善意 学生退场平台续运作
无论如何,学联既然提出再对话,政府应该接招,而今次对话目标应该订在争取解决封堵主要干道的问题。学生不肯撤出干道,他们主观认为这是筹码,对政府保持压力,撤出之后政府就可以不理会他们了。无论学生的担心是否属实,政府在今次对话应该确立一个空间,就是若学生撤离,对话平台仍然会持续运作,继续商讨政改事宜,不会因为恢复交通、社会秩序,就会出现过桥抽板的情况。即是说,学联与政府都要释出善意,学生退场,政府答允继续对话,先纾解眼前困局,再深入讨论政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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