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柏林“启蒙之友协会”发起“什么是启蒙”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这场讨论，一系列文章在《柏林月刊》上发表，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论文是其中最著名一篇。现在重提“什么是启蒙”的问题，追问的不是西方问题，而是在思索中国当下的问题，“中国启蒙”也不仅是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问题。
中国人民大会堂前飘扬的旗子
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启蒙运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启蒙”的概念与“哲学”不同。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而有哲学之实，中国古代既有启蒙之名又有启蒙之实。汉儒的“祛弊启蒙”是启蒙的命名，17世纪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是启蒙之实。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从17世纪明末清初写到20世纪初的章太炎、王国维，并在附录中评论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和鲁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明确说新时代“在中国即以五四为起点”。
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大家对1840年以来中国所受的帝国主义的欺辱同仇敌忾，大概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是反帝，虽然各家各派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和所指不尽相同;但要说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个主题是反封建，那就歧见丛生了。
现在很多人不同意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他们说，“封建”的意义是“封邦裂国”，只适用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而不适用于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其实，无论中西，土地分封和中央集权并行不悖。中世纪诸侯邦国是封建制，他们的政治代表“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既不神圣，又不在罗马，也不是帝国。但这不等于说中世纪没有中央集权制，罗马教廷就是中央集权制的神权政治。即使近现代，英法德欧洲“民族国家”的君主集权制或立宪制同贵族封建制也长期并存，就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着大贵族的地产。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是否意味社会制度没有封建性质呢?毛泽东和党内理论家们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四个特点，前三个特点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交高赋税“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还要为封建阶级国家服劳役。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该文接着说，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些论述实事求是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这个纲领依据的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在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条件下，中国封建势力只有依赖帝国主义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反过来，帝国主义只有勾结封建势力并通过在中国的买办才能在中国攫取最大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直接统治中国，独霸列强瓜分的在华利益，发动野蛮战争侵略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透彻逻辑是：反帝必须反封建，反帝反封建首先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但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缺乏透彻认识。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苏俄帝国主义的恶意输入，把封建制度当作统治的基础，把封建主义当作“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立国纲领。1931年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毁弃了民族固有伦理、道德、精神、文化”;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抗战胜利后建国纲领的思想基础定位于“四维八德”、“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所谓忠孝，就是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服从，“个人唯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混乱不堪，他把苏联等同于帝国主义。他虽然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却没有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因此一面领导抗日战争，一面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对待美国，蒋介石一方面依赖、迎合，另一方面对其限制自己权力及推行美国民主的企图心怀不满。这是一个不懂理论的精神表象、没有战略眼光的军事统帅、不了解国情的政治独裁者，他的失败岂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共产党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文化战线，针对伪满洲国遗老推行“尊皇王道”的奴才教育，也针对蒋介石营造封建氛围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启蒙的任务—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救亡压倒启蒙”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启蒙运动”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发起启蒙的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后来来到延安，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把“新启蒙运动”思想成果发扬光大。该文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的追求是中西文化的优秀成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肯定“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有“优秀的历史遗产”;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共产党宣言》说，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晚年说，除这句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概括新时代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论》是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通过这个广泛团结中国人民的纲领。早在军事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导了政治合法性的话语权，取得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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