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做“中美关系的可能未来”专题研究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10月1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热津斯基研究所”成立仪式上，以“东亚的战略与经济未来：中国视角和美国应对”为题发表长篇演讲。他指出，全球范围内战略问题的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的未来，未来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与经济格局，以及更广阔范围的世界秩序，都将由中美关系未来的变数所决定。
中美关系的互动与未来走向一直受到各方瞩目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10月1日表示，中国崛起不言自明，“中国崩溃论”是不明智的预设立场。中美之间的长期战略分歧已使中美关系的根本变化变得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为了避免冲突和战争，中美两国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构建“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未来。
中国持续走强概率大
中文流利的陆克文是“中国通”，最近他获得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委任，将从明年1月开始出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首任主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陆克文是“全球少有的思想家，也是全球政策制定过程中富有经验的执行者。他在太平洋社区的未来方面是个重要的战略家”。
在面对美国另外一位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演讲时，陆克文强调，中国的崛起不言自明，有众多因素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发展突然中止，变数很多。然而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面临的挑战艰险万状，而中国领导层总能在政策和政治上找到出路，不能忽视当今中国领导层也具备同样的应变突围能力。西方对于中国体制的悲观预期，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可能无法克服自身的矛盾和冲突，并终将崩盘，实为不明智的决策预设立场。他的判断是，未来十年中国持续走强，并在区域和世界范围更具影响力，应是大概率事件。国家统一是首要责任
基于中国未来成功的假设，陆克文分析了中国自我定位的长期意图。他认为，中国世界观与国家意图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如下方面：
其一，中国的国家价值。中国领导人不仅认为中国传统价值与西方价值有根本的不同，也认为中国的传统价值只适用于华夏大地而非普世通用。他们以此抗衡他们所认为的傲慢、失控和说教的西方世界。中国哲学和历史传统中对于“秩序”有根深蒂固的偏好，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定义下的西方式“混乱”民主过程。这些是构成习近平世界观，并帮助形成其“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构成中国自我认知和外交指导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中国的历史经历。外强欺辱的历史叙事在当下中国仍有现实影响。日本侵华，包括日本领导人冥顽不灵地持续参拜靖国神社，都加剧了中国在如此屈辱历史叙事下的民族心态，也催生了几代中国领导人对于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根本不信任。
陆克文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始终专注于国内事务，相应地，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成为中国历史上所有领导人的首要政治责任。这也直接形成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政治态度－－在台湾问题上的退让意味着合法性的丧失，甚至是对中华文明之神圣的亵渎。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也造就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时甚至催生民族主义情绪，当下中国持续强盛，更加深了这种民族心态。对于那些批判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来说，中国人的心态或许是：鉴于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民族主义情绪是有缘由和根据的。
对美战略不信任滋长
其三，中国对区域及世界的主观判断。虽然当下中美关系并未面临危机，但是中国对于美国的认知和理解似乎在往并不积极的方向转变。中美之间的长期战略分歧已经使得中美关系的根本变化变得极为困难甚至丧失可能。陆克文说，这并非是要归咎于任何一方，只是在陈述正在形成的现实。如此挑战的形成不能仅仅归咎于美国，也不能仅仅责怪中国。
陆克文认为，中国领导层把美国的战略行为描述为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破坏中国领导层。中国领导人得出上述理解大致基于如下因素：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侦察机在中国边境频繁活动；美国司法部最近指控中国军官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犯罪；中国所认为的不断深入和加强的美日同盟关系；中国所认为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四方战略合作；中国所认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排挤；最近新疆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上美国的沉默；最近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中，中国认为的美英参与共谋；中国国内正面对的从腐败到经济再到空气污染等困境。 陆克文指出，中美关系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双方的共同叙事，而不能让如上所述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理解变成现实，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战略漂移，并随着惯性使得互相之间的最坏预设成为主导，并影响最终政策的形成。
内政是国家利益之本
其四，中国的“客观”国家利益。陆克文分析，对于当下中国领导层而言，其核心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维持更为清廉的共产党统治；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并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版转向到18届3中全会版；维持国家统一，包括台湾在内；最大化确保能源安全；控制环境污染，应对气候变化；扩大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外交政策导向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保障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利益；保持“和平发展”与战略稳定，进一步实现军力现代化；依靠既有的重要双边关系（如中俄关系）以及多边机构（如金砖集团，上合组织及联合国）来推进“世界多极化”，并在可能范围内修订现有国际条约及世界秩序。
陆克文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所有国家利益的根本导向还是国内事务，任何国际动作从根本上也都是为国内事务服务。同时，中国期望不会降低在国际舞台上对于国际政策制定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并拥有自己的发言权。
与美中政界关系密切的陆克文称，“令人不安的现实是，中国领导人并不按照，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认知和理解这个世界”。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盛，这些不同与分歧将与日俱增。“正如佛家有云：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如西谚所道：须两人方能跳探戈”，陆克文说，“我并不认为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某个神奇的中点，能让两端神秘的相遇”。他强调，为了避免冲突和战争，外交是解决这些分歧的唯一途径。
构建建设性现实主义
为此陆克文倡议，中美共同构建一个包含全面指导框架和具体分歧管控，以及长远积极发展的宏大叙事，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构建中美共同的未来。 陆克文进一步阐释，中美双方对于当下国际关系的理解都基于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背景框架下，缺乏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会导致任何解决方案的不可能。譬如东亚的领土争端很难解决，只能认可分歧，管控危机，以免全面破坏现有的关系。不过，无论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只要在中美有价值相通或利益重合的地方，就可以由中美共同构建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包括双边投资协定、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朝核问题、伊斯兰激进主义等，以及亚太共同体的构建，以促进区域互信和战略合作。如此可以促进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逐渐形成，这些公共产品构建成功所带来的政治和外交资源也可以逐渐弱化原先现实主义视角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并最终将其解决。
陆克文说，中美构建“建设性的现实主义”须基于长远的愿景，而非短期的功利。邓小平以中国国内改革为背景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概念，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国际化和中美关系构建未来也极具参考意义。以此为导向，可以逐步消弭中美之间理解与价值的鸿沟。这需要对等的富有创造力的外交想象力，来绘制中美可以共同建设的宏伟蓝图；这也需要政治意志和决心来梦想和开创一个有别于可怕历史轨迹的新的共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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