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推倒新三座大山,中国需要最直接的政治改革“路径”----从党内民主及舆论监督开始。
推倒新三座大山----解决基础教育崩坏、公共医疗匮乏,以及住房紧张等问题,是中国人当前最热切的期望。这比任何遥远的意识形态争议都来得真切。
十三亿中国人到了二零零七年,距离社会主义的理想越来越远。尽管GDP大幅上升,但贫富悬殊也急速上升,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形成非常危险的局面。
这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巨大讽刺。一九四九年中共能击败国民党执政,就是因为社会的尖锐阶级矛盾,贪腐横行。但今日不少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阶级矛盾及贪腐的规模早已超过国民党时期。
为什么今天底层民工及偏远农村的孩子,往往由于贫穷而被剥夺基础教育的权利?为什么普通百姓看一次感冒,也要动辄输液,付出几百块乃至逾千的医疗费?更不要说患了重病开刀,还要到处筹款张罗。为什么民宅及农地被低价征收建房,高价卖出,但暴利却由地方政府及建设商秘密共享?而这已经成为中国各地集体抗议事件的引爆点。
化解这些矛盾也使执政当局必须面对权力制衡的呼唤,落实党内民主和更有效率的管理,回归社会正义的理想。
在政治改革的理想中,党内民主是当前最直接、最可以立刻贯通的“路径”。事实上,在中共党史上,差额选举和党代表常任制,都一直是被肯定的理想,但却往往在现实政治中被斯大林主义所误,“以国家的名义”,扼杀于萌芽状态中,也扼杀了共产党内部的健康发展。
出现新三座大山,往往在于地方“诸侯”腐败,让中央鞭长莫及,使中央改革的美意无法落实,失信于民,也赔了执政党形象。
从广东太石村争地案到汕尾武警杀人事件,从门PX案到山西黑砖事件,地方势力都盘根错节,官官相护,甚至以“境外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谎言来搪塞,欺瞒中央。
但胡温体制也逐渐克服地方势力歪曲的恶性膨胀。上海陈良宇事件就是典型例子,让贪腐官员无所遁形。
而一切的改革最后都要落到制度实处,避免人治之患,也要避免信息结构不对称的缺陷。这也需要依靠舆论监督的力量,让人民的“知情权”不再被剥夺,让权力的滥用不再被掩盖。长期不能推出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也应由新一届的人大从速制订,以法治国,避免再出现“冰点事件”或“八本禁书”等违反国际文明规范的丑闻。
在二零零七年的秋天,中国必须决心挥别《一九八四》的残余阴影,让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不再成为现实的讽刺,也让“一九四九”的建国大典不再成为历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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