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5日在北京对100多名纪检官员，正式宣布了中国反腐进入治本阶段。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王岐山再次以他强硬的口气，向中共全党传达第五代对于反腐的决心。严厉的讲话随之得到解读，尤其是“不断加大治本力度”备受关注，此前王岐山对此的表述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大陆学者的眼中，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断加大治本力度”就是说眼下要构建一个不敢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通过反腐败来为依法治国提供保障。同时，中央巡视组反馈中首次出现抵制“山头主义”的字眼。一方面是四中强调法治反腐，一方面是王岐山严厉讲话，再加上“大老虎”陆续结案，中央首提“山头主义”，中共正处在反腐败战争由治标走向治本的转折点。
“党中央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
在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主掌的中纪委每次召开全会都会吸引媒体的关注，因为王身上强烈的个人标签和中共对于腐败的打击，都使得中纪委全会充满话题性，舆论也希望通过中国高层的讲话，摸索到下一阶段中共反腐思路。例如在讲话一开始，王岐山就开章明义的点出了已经持续两年的反腐远未到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并强调一些腐败干部依然未能受到共产党反腐运动的威慑；任性的官员将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腐败和挥霍有反弹的风险。
王岐山的讲话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党内不能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几句话很关键，绝对不是凭空说的，中央高层对此也有共识。拉帮结派，像这么大的利益团伙能够形成就是长期以来存在着利益输送。这些表态，都强烈显示了中国官方一方面炫耀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绩单，一方面高层对于反腐仍有不满意之处。
如果将上述讲话视作一种展现立场“表态”的话，王岐山“不断加大治本力度”一句相较之前有了最大变化，也是整个讲话中最有“内涵”的话语。本轮反腐自一开始，王岐山就敲定了“先治标，后治本”的思路，截至目前，治标工作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目的，但绝对起到了震慑作用。而治本工作，即“制度”牢笼的搭建就任重道远。为了继续强调“治本”，王岐山称“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防止反弹任务艰巨。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一旦出现反弹，后果不堪设想。可以看出，在王岐山看来，治标只能是让官员“不敢”贪腐，“不能”、“不想”贪腐的保障在于“治本。”反腐败 “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在对于四中的解读中，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对党内腐败进行制度框架建设。正如三中决定一样，迄今外界也认为四中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全面展现。腐败要靠制度约束，这不仅是王岐山，更是习近平反腐的核心思想。例如在提出著名的“踏石有印，抓铁有痕”言论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就表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一个政权，中央层面使用霹雳手段惩治官僚贪腐是否有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绝不是全部，在中国文化中，“标”是树梢，“本”是草木的根。“标本”二字最早为中医学所借用，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说法。后来这个词汇被用到反腐败斗争上。一般地说，治标指查办案件，惩处腐败分子；治本指从源头上治理，进行制度建设。自从反对腐败时起，就存在一个治标与治本的问题。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反腐，多是从治标入手。从十八大后中共开始大力反腐之后，舆论多次用明朝朱元璋的反腐进行对比。
作为历史上反腐态度最强硬，查办案件最严厉的封建帝王，仅他查出的空印案和郭桓案，被处死及流放的各级官吏多达七八万人。而在两案发生的1380年，明京城六部共有品官548人，全国文职品官不过五六千人，胥吏的总数也不会超过50万,如果这些数字大致不误，那就意味着每七八名官吏中就有一人被治罪。据记载，当时京城朝官人人自危，早晨上朝时即与家人话别，担心一去不返，晚上回家举手齐额相庆，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历史上的治本措施主要有两类：—是由帝王发布诰谕，对官吏进行教育。如朱元璋在位时，亲自组织编写了案例条文《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在236个条目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惩治贪官污吏的。这种做法相当于中共今天的警示教育。二是建立监察制度对百官进行控制，以及清朝雍正皇帝实行的“提火耗、设养廉”等措施。
两手都抓 两手都要硬
在封建朝代，对于腐败的痛恨多源自强人政治下，皇帝一人的主观愿望。与现代政治体制的政党执政需求和国家意愿截然不同。因此朱元璋反腐，治标最后的结果仍然避免不了官员“造罪无厌”，“终化不醒”。以史为鉴，简而言之，朱明反腐，尽管颁布了许多律令与规定，却脱不出人治的窠臼，而中共，从四中开始，要追求的则是治本之举，是法治反腐。例如在四中决定中，强调了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并且要求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这些官方的刻板表述在一些民众看来是冰冷，没有温度。但是简单枯燥的文件背后，是习近平与王岐山对于反腐的深恶痛绝和“从治标走向治本”的清醒认识。当然，强调治本，并非意味着不再进行“治标”，停止对于腐败官员的追查。例如在四中决定公布同时，徐才厚移交司法的消息也被官方释放。中共中央巡视组继续巡查地方。10月27日官方又再度向会所开刀，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私人会所。同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挂出今年9月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汇总表，9月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数达6,055起，处理人数达8,157人。
因此可以说，以四中和第四次中纪委全会作为转折点，中共反腐败正式进入“治本为主”的制度建设阶段。但这不意味着“运动式”治标的结束，中共治国一直以来的“两手都抓，两手都要硬”将再一次出现在反腐败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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