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之子陆德在《回忆父亲陆定一》一文中说，“整整13年，父亲被隔离关押。毛主席对‘秦城监狱虐待犯人问题’批示后，被关押干部的亲属被允许定期‘探监’，但我们却13年都不能见父亲—面。究其原因，是因为父亲始终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是‘态度恶劣’。—位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何访拔同志（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来和我谈起父亲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一个知识分子被吊起来拷打审讯，态度依然那么硬。’”陆定一究竟有多“硬”，陈清泉、宋广渭在2000年第6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有详细解读。原文如下。
陆定一与严慰冰夫妇
1968年4月下旬，距离五一劳动节还有两天，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了牢狱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不幸的是，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
这座监狱是50年代建造的，专门关押判处重刑的政治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不少人被关押在这里。陆定一对我们说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座监狱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主持建筑的，文革中杨奇清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陆定一被两个汉子挟上一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来到秦城监狱，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都过去了，车子停在院子里，下了车后，他环顾四周，弄不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但没有等他看清究竟，他就被带到一间屋子里。
在这里，陆定一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中通道两旁，铁门上都挂着一把锁。押送他的人把一个小门打开，“哐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囚犯了。实际上，他失去自由已经两年了。1966年5月8日他从安徽回到北京，住在安儿胡同1号，他开始被软禁，后来又被送到看守所以及几处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这次被关进监狱，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却没有过一纸判决书，也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只有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一个同意逮捕的批示，就被抓进了监狱。
陆定一愤怒了。“嘭、嘭、嘭！”他敲打着牢房的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没有人理会他。只听到“啪搭”一声，牢房里的电灯亮了。一个灯泡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发出了并不太亮的灯光。
牢房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在这个监狱里，陆定一的名字被这个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约只有6平方米，是个单人的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床很低，离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里有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没有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个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后，舀一勺水冲就完事了。房有两道门，里边是铁栏门，外边一道是木头门，门有窥望孔，下面有个6寸见方的小门，用来打水打饭。一个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够不着。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开关却安在门外，由看守控制。这个电灯彻夜不关，以便于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觉还是在干什么。
每天供应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囚犯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7时哨音一响，即起床，晚上9时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风，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用墙隔成许多小格，犯人单独地放出来，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两行小格，一个挨一个，活像猪圈。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们的活动。
犯人的伙食极坏。1981年7月我们随同陆定一同志到青岛，住在八大关的宁武关路12号。有一天吃饭时，每人有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老人用调羹在汤里晃了几下，感叹地说：“在牢里要有这一碗汤喝多好啊！”西红柿鸡蛋汤，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我们问：“你在牢里吃什么？”他说：“平时是粗饭淡菜，窝窝头白菜帮，只有春节时能吃一次饺子，或者有两个狮子头。”又说：“我12年没有吃过西瓜。”
但是在监狱里也有好处。陆定一说过，在牢里比在外面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好些，牢里多少有个规矩；而“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任意打骂侮辱，不少人就这样被整死。我没有死，算是幸运。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