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万余字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已经公之于众，可这一文件在西方主流媒体眼中无非是中共在“法治”问题的另一种解释，与此前五千余字的公报并无明显区别。在西方眼中，四中首开先河谈“法治”，不过是执政者夯实己方执政合法性的又一手段和招数，与其期待中国法治发生质变，不如关注其背后的操刀者，也即习近平。这也使得在北京致力改革的年月里，西方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似的紧盯习近平。
如果说公报之后，一众西媒还在审时度势打量习近平意欲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何，那么待到《决定》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锤定音后，尤其是习近平那句“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则让西媒更加坚定了提前预设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前不久第六次登上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时，于西方眼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新一轮的变动：这位“必须被遵从”的中国领导人微笑着站在人群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也都带着“微笑的习近平”的面具，无从判断其表情。该杂志认为，当前习近平固然正努力向外界展示他“不可违背”的政治能量，但当前中国的特征也是情况混杂、晦暗不明的。在西媒眼里，习近平在两年间形象既已一变再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不一而足。可在北京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上任以来思路明晰，并无明显变化可言。
尽管习近平并无形象变化，可在西方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西方对于习近平态度的第一次变更发生在2012年，就职演说之后。“新领导人更加开放及人性化”的正面报道已纷纷见诸报端。习近平“大胆尝试，勇于改革”的诉求甚至已经写进了全国高考的语文试题，他本人也因庆丰包子铺内的出镜，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就当前的情况来说，一切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习近平有关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已经以迅疾的速度表明他是一个不同的领导人”。《金融时报》称习近平预备拿出一个政治计划，来扭转共产党和中央权力的衰减。这时的习近平就已经被西方媒体认定为“毛泽东的继承者”。
不过，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等口号，又“集众多权力于一身”后，面对他身为“深改组”组长，加之他在随后更“出任更多小组的组长”。这种“政出一门”、“改朝换代”的做法让习近平在中国民众中威望有所提升。可西方则不然，他们一度担忧“习近平重走毛泽东路线”、“习走向集权”；称习近平虽有点西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专制色彩。《经济学人》专门称习的民族主义会让周边外交险象环生，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强化一党专政”。该杂志的习近平“龙袍”封面也是因此而来这也成了西方对习近平态度的又一次变化。
进入2014年后，针对他在近两年间里的“大动作”，肯定、褒扬又开始增加，同时增添了来自“北京”的学界、政界声音，外界看来，习近平两年之内铁腕反腐，“拍蝇打虎”深得民心；力推改革，幅度和力度都超预期；外交布局，软硬两手凸显“大国范”。西方看待习近平从此前的“专制”也又有所转变。很多分析家对中共三中改革文件持乐观态度，开始认为习近平是邓小平以来最具权势的领袖，尽管有媒体指出悲观者对三中全会的看法，但西方大多认为，北京的改革程度取决于习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北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时，习近平又变成了邓小平。
到四中全会前，鉴于此前三中全会在经济问题上北京“打破阻碍中国经济发展藩篱，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的诉求，西方面对习近平的第四次态度变化也由此而来。有媒体认为，习近平可能尝试瓦解以往的“集体领导制”；这位非同凡响的领导人，正努力向外界展示其“不可违背”的政治能量，比如以改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治理，以强有力的反腐治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西方认为，习近平如果在中国改革问题上施用其权力，那么他就有可能为中国带来“great good”（重大利好），很显然，继中国梦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提出“新常态”的习近平又被塑造成了有可能打破中共传统的“改革者”。
尽管本次大会后的最终说明与其期望大相径庭，中共在法治改革问题上仍占据指导地位，“政法委”这一《经济学人》希望习近平裁撤的机构也仍旧存在，但他们也发现，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党员干部已做好准备，支持习近平“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开始“社会主义法治”、“依宪治国”的进程，进行真正的改变。包括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在内的多家媒体还是在28日前后强调习近平已经废除劳改，同时呼吁司法独立，而未来几个月内仍将“公布改革的详细措施”。换言之，即便外界已经发现改革的迹象，可他们还是不肯把眼光放到习近平之外的地方去。
国际舆论的形成与传布和当事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要素关系紧密，更能体现国与国之间“势”的变化；在APEC峰会将近，美欧开始抱怨北京在阿富汗等国际问题上的地位时，习近平在西方的中国报道里不断出现，身份也开始从最初的“独裁”、“专制”等形象转向政治制度和经济问题的改革者。尽管仍有《金融时报》等媒体在10月30日登载来稿，称中共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一个语无伦次的野心”，但这种行为更多是基于历史、文化和教育的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的选择，很多欧洲观察家只会更多选择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更多分析人士还是尝试从来自中国的声音有选择的加以分析。
在针对北京和习近平的报道中，西方过于看重异见人士，以至于他们在表扬北京时总要加上几句相关学者或人权活动家的言论作为平衡。法新社就在赞扬北京“依法治国”可以“降低不公正判决的频率”时借一位政治学教授之口称“不认为中共会放弃特权”。不过他们也能发现北京的诉求；中国领导人看重社会稳定，对贪腐、污染和征地等现象极为关切。西方以自身的眼光观测中国，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发现了中国法治和社会稳定的联系，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把习近平此前“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等语引去，用以证明他在改革问题上的态度。
目前，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难免会带上意识形态的影子，有些报道对于中共或北京的敌意也是突出的，但也有很多报道在“平衡”之余谈及了中国及其领导人的改革与作为，部分描述甚至倾向正面。有些媒体站在西方话语权主导意识下，秉持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然后有目的性地选取事实加以重新组合，有意识地引导舆论。习近平完全不是西方式的政客，不完全是西方定义下的改革人士，他本应是一个可以被西方读懂的中共领袖与中国领导人，可遗憾的是，西方终究不肯调整自己的眼光，去看一看日新月异的中国现状，对于习近平的解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做法正可算是丢了西瓜却执着于并不存在的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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