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十八大上台至今已接近两周年。期间，围绕宪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讨论从来没有中断过，加之以坊间盛传的“七不讲”，更是让宪政口水战高潮迭起。彼时，各界都在等待中南海的政治口风，却也只从中读出了高层有意试探舆温的味道。待到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一被贴上“最重要”标签的中央会议，在经历了四天的闭门会议之后捧出了虚实结合的《决定》，公众才领略到了习近平扬汤止沸的意志----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宪政之争，争什么？
问题在于，习近平“扬汤”，宪政口水战会否就此“止沸”？首先得从宪政口水之争的缘起、为何争、争什么说起。关于宪政口水战的缘起，零零碎碎的论说和争辩俯拾即是，但在2013年得以总爆发。而党刊《红旗文稿》所载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署名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随后党报官媒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挺宪派如《炎黄春秋》、《学习时报》；倒宪派如《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两方阵营的口诛笔伐与激烈对撞，让这轮宪政讨论几近走向白热化，是为宪政之争缘起的外在因由。比照而言隐秘的或是内在的因由，则为中共高层并不明朗的之于宪政的态度。高层对于宪政的态度越隐而不发，外界的讨论就越信马由缰、七嘴八舌。
关于为何争、争什么往往是捆绑着出现的。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期间不仅有理论争论，也不乏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对方阵营妖魔化。挺宪派认定，中国应该走西方宪政道路，且是大势所趋。因为如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宪政之路，欧洲、北美、大洋洲以及东亚的日韩台湾均属于稳固的宪政民主体制，南美、非洲、亚洲大部分国家也正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它们的宪政体制。当局之所以对西方宪政避之唯恐不及，不过是为了保持长期执政，解除合法性危机。倒宪派则认定，宪政从一开始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主张。它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与中国政治理论的一些词汇强行嫁接，得出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结论。“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所以，争宪政姓资姓社，其实是在争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习近平的宪政观
在十八大后不久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的活动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依宪治国”，被自由民主派当做习近平向右转的有力讯号。习近平在大会上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但是习近平重要讲话中的重要表述却被官方媒体尽可能地隐匿掉。根据香港大学钱钢《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所做的统计，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有几次重要讲话中提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些重要理念和精神。但是，不知是何原因，这些内容在中国一些重要场合和时间，并没通过中国媒体反映出来。以至于全党全军正在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引述了习上任后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讲话，却唯独没有收录其在宪法实施30周年纪念会上的关于“依宪执政”的讲话。有分析认为，官方媒体集体有意识对“宪政”避而远之，恰恰暴露的是宣传体系对宪政和依宪治国的误解。在很多负责维稳舆情的官员看来，依宪治国就是宪政的同义词，而宪政和党政完全不是一条道上的车，宪政为大，党政就必须为下，党如果要以宪法，党的至上权威在哪里？特别是，政治改革派或“西方敌对势力”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宪政民主制度，如果习的讲话中大谈依宪治国，这与宪政民主派不就里应外合了吗？
一边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大谈“依宪治国”，一边却是官方媒体不得要领的有意为之。待到四中全会之《决定》出炉，习近平的宪政观已几近一锤定音，不容置喙。官方媒体虽则以谈“宪法”替代“宪政”，确也绕不开明明白白写入《决定》的高层声音----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幸会形成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但是，四中决定也敲定了习近平依宪治国的“底线”，即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就喧嚣的宪政之争给出了己方的答案：中国也要走上宪政之路，但是此宪政绝非自由民主派希冀的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依宪治国道路。西方宪政的概念是强调宪法具有凌驾于一切权力包括政府在内，但是在四中给出的中国法治原则下，不能是宪法领导中共，而是中共对于法律的领导是首位的，但是同时，一旦中共的意志转变为宪法，任何中共党员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谁领导谁，谁服从谁”，在西方宪政概念中是一个简单思维，在习近平的法治思维下，就是一种辨证的存在。宪政之争的去白热化
虽然习近平扬出了汤，但是宪政之争要想就此止沸，恐怕还为时尚早。四中《决定》下的宪政，承认了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必要性，却需要以“中国特色”作为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最为关键的宪法的实施，更是充满变数和不可期阻力。变数在于，宪政本身并不具有统一的模式，而中国版宪政模式的打造又仅仅掌握在中共手中，彻底的宪政必然会导致一贯高踞于宪法之上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共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实施者，如何才能保证“中国特色”宪政的彻底性，无疑是摆在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阻力在于，施行宪政，需要中共对自己“开刀”，这是既得利益者不愿见到的场景。当初大清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写奏折称其“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今时今日亦然。所以最大的阻力，恰恰来源于口口声声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既得利益者。
在变数和阻力的双重夹击下，中国特色下的宪政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各方反诘，加之宪政口水战长期以来的一点即着的“高温”状态，导致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掀起一阵狂风巨浪。不过，就四中前后的思潮之变来看，后续的宪政口水战或将不再激进化，衰落的官方话语有望重新占领舆论高地。因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执着于口水仗的中间派之崛起，表明中国正在走向一条越来越正常的道路，这也是执政者敢于进一步开放思想市场的前提之一。当然，宪政之争的去白热化，也与执政当局不再将其意识形态化、不再将其一揽子视作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中国的绝密武器有直接关系。
对于习近平而言，让宪政脱敏，或是在不同场合和红头文件中毫不避讳谈及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着实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抛开意识形态，不论中西，依照宪法的明文规定建设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使社会运行在宪法的轨道上，这就是宪政。依宪执政，依照宪法行使公权力，这是自有宪法以来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一切文明国家都在遵循的规则。鲜活的历史提供的镜鉴摆在面前：毛泽东1961年在一次座谈会上，全盘否定了制定宪法的必要性，“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结果是大饥荒和十年文革浩劫的悲剧。套用官方媒体惯常的语词表达----此一点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