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一天我的孩子从外面回来告诉我，说外面大街上打倒爹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连中南海里面也有打倒爹爹的大字报。我只觉得急火攻心。那时办公室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我还在和"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交代"更无出头之日。我利用一次写完材料的机会，就说是出学校买东西，骑着自行车飞快往中南海跑。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面呢。到了中南海西门，我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我一听急了，我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卫兵不管我的父亲是谁，也不听我的解释，好像身边根本不存在一个正用期待甚至是乞求的目光仰视着他并指望他开恩放行的人。我知道，这怪不得卫兵，他不过是在执行上头的指示。
我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这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陌生的地方。我不能总是站立在门外，即使站成了雕像，我还是进不了家门。我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爹爹打了个电话。听说我不能进中南海，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可能爹爹也感到了意外。过了一会，爹爹声音低沉地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爹爹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让你妈妈去门口……过一段时间，你再进来看我。"可是爹爹他不知道，这次不能进中南海，意味着以后家人再也不能进中南海看他了。他所说的过一段时间，竟然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被"疏散"在遥远南国的父母亲才再次重返北京。为了以后能同我和孙儿们见面，爹爹没有再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这以后，我们才能回家，和爹爹一起度周末。
在我被挡驾后不久，元帅府骨肉分离的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妈妈也不能再在家陪伴爹爹。那天，我和丈夫再去中南海传达室，看见爹爹拄着拐杖，带着我的大儿子刘建，步履蹒跚，远远朝我们走来。我一惊：妈妈呢怎么让爹爹一个人来他神色忧郁，心情沉重，和我们见面，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地高兴。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一询问了我们另外几个孩子的情况。我问他妈妈呢他只是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已经13岁的儿子，在一旁悄悄告诉我们，奶奶被抓去游街了，他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爹爹不做声。我不想再问他什么，在这个谁都可以进来的传达室里，爹爹他又能和我们说些什么呢?直到1968年底，混乱的局势逐步得到控制，康克清妈妈才被允许一星期回家一次，这次，爹爹发出了许久没有发出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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