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是中共建政后第九任外交部长，他从一个使馆随员到驻美大使，最终到外交部长，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经历了大量的国际变幻与外交风云。2013年底，其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中披露了中国若干重大外交事件的决策和谈判过程以及他个人在外交工作中经历的一些趣闻轶事。本文从回忆录中精选四则，与读者分享。
李肇星
外交礼仪：国宴吃什么
一开始，新中国的礼宾做法有一些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有一些是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我们慢慢发现，这些东西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我们要有自己的礼宾风格，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比如，我们过去欢迎国宾都在长安街悬挂标语、彩旗，在木樨地、大北窑等地竖起来访领导人的画像，有时在机场举行上千人参加的欢迎仪式；我们领导人出访，要在机场举行送、迎仪式。这些做法都慢慢被取消或改革了。
我任外长期间，我国礼宾工作搞过几次改革。2003年初，中央批准了《关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出国访问有关事宜的规定》，本着务实、精干、节约的原则，对出访次数、代表团人数、出访国家和时间、专机安排、赠礼及送迎仪式等做出明确规定。从那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团都精简随行人员，简化送迎安排，取消了在大会堂举行送迎仪式的做法等。
2006年，外交部礼宾司在《关于进一步改进礼宾工作建议的请示》中提出，出访安排要从实际出发，尽量做到客随主便，注重实效，避免一味追求高规格，并要视往访国华侨数量和当地侨务工作量，适当安排我领导人会见华侨代表。
我自己参与和推动了几项礼宾小改革。2004年10月10日，胡锦涛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宴请来访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夫妇。我坐在总统夫人的下手。当时国宴标准是四菜一汤。我边吃，边和总统夫人聊天。上第三道菜时，总统夫人说，她已经吃饱了，菜怎么还没有上完？我说：“如果您不喜欢或者吃饱了，下面的菜您可以不吃。”总统夫人说，她很为难，不吃的话，对主人不尊重；吃的话，自己难受。
到第四道菜上，总统夫人说：“我的天啊，感谢上帝。”意思是菜终于上完了，她快要“解放”了。
其实，四道菜后还有点心与水果。我说，这两道不算菜，总统夫人无奈地摇摇头。
宴会后，我就找礼宾司商量，国宴的菜是不是多了？在联合国和美国，宴会只是一菜一汤一甜食。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反映了。只有法国总统夫人比较坦率，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有的客人对宴会剩菜太多心里有想法嘴上却不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在一起，主要是交流，少上一点儿菜可以节省领导人的时间。我们搞这么多，何必呢？
讨论中，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现在是四菜一汤，与过去比已经少多了。我国是美食大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让客人多领略中国美食文化是有意义的。我说，法国也是美食大国，但法国宴请外国来宾并没有上这么多菜。关键是不能浪费，奢华、铺张在国际上属落后现象，丢人。
最后，外交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参照国际惯例，商定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不上白酒，除非客人主动要求喝白酒；宴会时间由1小时15分钟压缩到1小时；席间乐由12首减为10首，文艺表演除军乐团演奏保留曲目，还视情况演唱来访国歌曲。这些年下来，方方面面的反应都比较好。
2006年2月，我正式访问法国，见了总统希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德勃雷、总理德维尔潘、外长杜斯特-布拉齐。我与每位法国领导人会谈会见后，他们无一例外都把我送到大门口，等我上车，目送我离去。我明白，这是对我本人更是对我祖国的尊重。
从法国回来，我就明确要求外交部的同事，无论是在部内还是在宾馆见客人，谈完后都要把客人送出门外，送到车边，以体现对客人的尊重。这项礼宾工作小倡议受到大家欢迎。
为落实中央有关勤俭办外交的精神，外交部又规定，部长出国访问，随行人员不超过七人，副部长出访不超过五人，司局长出访不超过三人，国际会议也适当减少参会人员；外长抵、离北京，无需礼宾司领导去机场迎送，仅派工作人员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即可；别国外长来访，欢迎午宴原则上是两菜一汤。
周恩来总理一贯倡导“客随主便、主随客便”。这两句话的核心是平等互尊。我的理解是：我们到外国做客，作为客人要尊重主人的安排，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们作为主人，要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使对方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中国人做客时愿意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人家问吃什么，总是回答“随便”。人家问喝什么，咖啡还是茶？也爱回答“随便”。外国朋友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会觉得不好办。所以，与外国朋友打交道时，最好实话实说，别太拐弯抹角，让人家猜哑谜。
记得我任驻美大使期间陪同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后，他私下告诉我，上海的礼宾接待水平比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大概先进一二十年。我问：其他城市包括我们的首都吗？他笑而不答。我琢磨，他可能是指上海陪同人员少、劝酒少、菜剩的少，用外交套话说是“舒适度”把握得较好。
外交官的基本功
我牢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那句话：“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就是说，外交官要像解放军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多年来，外交部一直特别强调纪律，涉及政治、组织、外事、保密、财务纪律的《五大纪律手册》，是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学习的。
我外事纪律的“第一课”是第一次出国上的。1965年9月，我随文化部代表团访问英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去驻英代办处拜会商务参赞。这位参赞正巧有急事需要出去一会儿，就让我们在他办公室等候。
等的时间很长，我在办公室里溜达，走到办公桌前，见桌上的台历很漂亮，国内没见过，伸过头去瞅了一瞅。坐在一边的代表团团长姜信之严肃地说：“小李，过来，领导的办公桌不能随便看。”我说：“我没看什么，只是看看日期。”他说：“领导的台历上往往会记着日程，其中内容可能属于秘密，你不应该知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过别人的日历。
我逐渐养成遵守外事纪律的习惯：该知道的就记住，不该知道的不打听；掌握的秘密绝不对规定范围之外的人说，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说；在家里从不议论单位的工作，从不把内部文件带回家；当了大使、副部长、部长，也明白自己“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保密问题上，2005年7月21日是我最难熬的一天。
那天上午中央领导把我叫去单独谈话，说我们将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晚上7点《新闻联播》会正式公布消息，外交部设法把这个决定提前通报美方，但必须把握好时机。听完领导的交代后，我回到部里，马上让美大司司长何亚非准备了口径，打算把美国驻华大使叫到外交部向他通报。为什么单单向美国人通报呢？主要是这些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要进行改革了，提前告诉美国人，等于送他们一个“人情”。友好国家之间就重大问题提前通报，这是外交上常见的做法。我个人手头没有美元，也不懂如何兑换，让我干违法的也不会。但心里知道秘密，责任重大，那大半天我心里负担空前沉重，生怕一不小心说出秘密酿成大祸。那天我中饭、晚餐也吃得不香。直到亚非司长向美方顺利通报完、《新闻联播》把有关新闻播报完，我才心情得到解放。
我越来越理解，严格保密纪律是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与麻生外相“厕所外交”
有一阵，中日关系因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搞得很僵，两国高官甚至不便安排正式双边会见。2006年7月27日，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
在一次会上，我发完言，离开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
后来听说，麻生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不让其他人进，自己赶紧进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外长先生，我们好好谈谈。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责任在日方。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有日本侵华罪甲级战犯神位的靖国神社？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的交代，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
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之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
后来，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记者说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方便”的地方进行了有效的双边沟通。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厕所外交”。
外交官在一起并不全是唇枪舌剑，有时也会有这种不伤大雅的闲聊。
有一次我和麻生见面，正式会谈的时候谈得不错。晚宴上，我们闲聊，夫人们也在场，谈话的内容比较轻松。
麻生的夫人告诉我，她家有个亲戚，在20世纪40年代到过延安，帮助过八路军，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借机“表扬”说，日本人民曾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过支持，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给过帮助，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这时，麻生接过话茬儿说：“是的，日本妇女比日本男人心胸开阔、身体健康，平均寿命也比男人长。这方面，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
我好奇地问：“真的吗？为什么？”
麻生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反映在这上面。改革开放前，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男人多一岁，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一差距扩大到三岁。”
我一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看来麻生对中国的事知道得还不少。我反问：“日本的情况如何？”
麻生答：“日本女人比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多五岁。”
我问：“女人比男人长寿，这个说法可靠吗？”
麻生说：“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日本女人长寿，除了生理原因之外，主要是敢说、敢哭、敢笑。相比之下，男人就差多了。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得到表扬不敢笑，怕别人说他骄傲；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怕别人说态度不端正。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五倍。”说完这段话，麻生看了一眼夫人，得意地笑了。
麻生从外相任上退下来后，仍然不忘老朋友。我不当外长后有一次访问日本，麻生正在竞选首相。他在自民党党部见了我。他的办公室很简单。我说：“你这么简朴。”他谦虚地说，“这是向中国学的。”他还说，“不管当不当外相，我们都是好朋友。”几天后，麻生竞选成功，当上了日本第92任首相。
2011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已经卸任的麻生为加强两国动漫合作率团访华。他想与我见面。我没有别的时间，便早早起床，与他在我家旁边长安街上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45分钟的早餐。结果，两人谁也没吃饱，却老习惯不改，就当时的国际热点西亚、北非等问题交换了看法，达成了难得的“广泛共识”----这次是非官方的。
“搞定”塞内加尔总统
过去外交上的秘密谈判比较普遍，现在少一些了。我经历过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与塞内加尔复交等秘密谈判，对与塞内加尔的那次谈判记忆尤其深刻。
2005年5月21日，我正在以色列访问。我们一个驻外使馆报告说，中国与塞内加尔就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接触取得进展，塞方突然提出，他们外长希望与中国外长尽快在第三国意大利会面，请中方尽速回复。塞内加尔是西非大国，现在双方接触正处在关键时刻，对方提出与我见面，不去恐怕不好。于是我建议跑一趟，国内表示同意。与以色列外长会谈结束后，我让同行的亚非司司长翟隽紧急与驻叙利亚使馆联系，告诉叙方中国外长有紧急公务，访叙推迟一两天。然后，我带着秘书张昆生直飞意大利罗马，驻意大使董津义到机场迎接，意方跟上来两个长着红头发、穿着花衬衫的男子。我有些奇怪，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董大使说，这是意方派来保护中国外长的贴身警卫。我听了心头一紧：来这样两个第三国贴身警卫，我怎能完成双边任务？董大使可能看出了我的担心，告诉我，按意方规定，别国外长来了，必须派警卫，有什么事情到饭店再说。
使馆在罗马中心广场的一家宾馆订了房间。我进去一看，显得有点儿豪华，就对董大使说，怎么这么破费呀？他悄悄地解释说，只有在这个房间才能摆脱警卫。原来，这个房间餐厅的备餐间有一部电梯直通楼下厨房，我们可以经过厨房悄悄进出饭店，而警卫是在房间正门外警戒。董大使想得真周到。
放下行李，我马上和董大使、张昆生到卫生间去。董大使掏出一张纸，小声说，最新消息是，塞内加尔外长晚上6点半在罗马另一家饭店地下一层的咖啡厅等我。时间很紧了，我和董大使乘备餐间的电梯“偷偷”溜下去，张昆生装模作样从正门出去，一本正经地告诉意方警卫：外长要在房间里休息。对方说，如果外长先生要出去，请提前通知。昆生说，好，谢谢，然后一个人设法去到约定的地方接大使和我。我们仨等到快7点，还没有人来。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在咖啡厅另一个角落还坐着一个黑人，看起来彬彬有礼，正在看报纸。昆生觉得那人像塞内加尔外长，走过去和他搭话：“先生，你觉得这儿的咖啡怎么样？”对方回答说：“这儿的咖啡很好，特别是对于来自塞内加尔的客人来说更是如此。”昆生又说：“你喜欢这儿的咖啡吗？”他说：“当然，似乎中国人也喜欢这儿的咖啡。”这样，两人就像电影里秘密特工一样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头。那人马上说：“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昆生马上过来叫我们过去。
加迪奥对我说：“我很尊重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读过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国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讲诚信。我们只是试探性地提出想见中国外长，没想到你就飞到这儿来见我，我很感动。我想跟你谈两点：第一点是，我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我们都已经谈了，我们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立即纠正在对华关系上犯下的错误。第二点是，一旦我们纠正错误并发布消息，台湾方面就会撤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将停止，我们想知道中方能否把台湾留下的项目接过去，让塞内加尔政府不会因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受到国内批评。还有，我们有20多名学生正在台湾学习，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安排是离开台北到北京去。我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还想告诉你，现在已经到了我国政府做决策的时候，最晚不会超过秋天。”我一边听，一边观察，插空在咖啡桌的菜单上写了几个字：“是塞内加尔外长吗？”悄悄推给董大使。我心里已有七八分把握，只是为保险起见，再听听大使和昆生的意见。大使看了一眼，推给昆生。昆生看后写道“看起来像”，把菜单经大使推回给我。大使点了点头，用中文说“同意”。通过这种小动作，我们达成了共识。
听完加迪奥的话并基本确认他的身份后，我介绍了我们有关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接着说：“国家有时也和人一样，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纠正了就行。关于你提到的两个具体问题，可以由工作层来谈，我们该讨论的是国家政策。我只想说，你们想纠正错误是个正确决定。其他问题，建议你通过有关渠道继续商谈。中国是信守承诺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太富裕，但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做得如何有目共睹。你可以在其他非洲国家看到很好的例子。”
听完我的话，加迪奥面露喜色，说：“这儿的咖啡很不错，我提前来这儿等你们，喝了好几杯，现在需要去一下卫生间。”结果，他一去就好久没回来。等了差不多20分钟，昆生有些担心地说：“会不会出事了？”我说：“我看这个人像外长，刚才我只是顺着他的话讲，没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不回来，也没有什么不能收场的，如实将情况报回去就是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加迪奥终于回来了，显得特别高兴，对我说：“李肇星外长，非常抱歉，我去卫生间时间长了一点儿，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有机会，你想见一下我们的总统吗？”我说：“我当然希望有机会拜会你们的总统，但要看这个机会是在哪里、在什么时间，要看时间是否对得上。”加迪奥说：“那好，我们总统就在楼上，你愿意去吗？如果愿意去，可带一名助手。”
就这样，我和昆生跟着塞外长走出咖啡厅，上了饭店电梯。电梯外走廊里有好几个意大利警卫，着装跟我们甩在饭店的那两名警卫一样，腰间别着枪。昆生看到这阵势，小声对我说：“今天应该不会有错。”
瓦德总统躺在沙发上，看到我们进来就慢慢站起来，和我握手，开门见山地说：“外长先生，我非常感动。在我们提出试探性的见面请求之后，你飞越地中海来到这儿。我知道你还有重要访问，只占用你五分钟时间，请你报告你们的国家主席，塞内加尔政府和我本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但对我而言，我不能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我敢于纠正别人的错误。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我们将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我同意你刚才与我的外长所谈的内容，犯了错误就要改，这个进程会非常快。不过我们有一些具体关切希望中方认真考虑。我不愿在纠正错误后在国内遇到麻烦，导致国内出现要求我们再犯错误的压力。我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但希望也相信中国能帮助我。我不会与你谈具体问题，我将指示我的外长与你们的具体部门商谈。我考虑，我们相互承认不应晚于今年冬季。我想问你，届时如果我们外长秘密访华，到北京签署复交公报是否可行？”我越听越高兴，当即回应：“感谢总统先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这样的方式与我见面，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第一次。这表明你对中塞关系的重视和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尊重，我表示钦佩。我注意到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恢复邦交的原则和基础。至于其他问题，那不是条件，只是我们恢复邦交后两国间正常的交往与合作，这方面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塞内加尔是非洲的一个大国，我们重视塞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我把话讲得很清楚：只要塞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可以复交，但复交不能附加条件，不与别的事情挂钩；同时我又给对方一颗定心丸：中国不会让他们吃亏的。
我接着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与塞方进行了比较频繁的沟通，希望继续保持联系，实现你刚才提及的目标。回国后我将立即向胡锦涛主席报告，我期待着在北京尽早见到我的塞内加尔同事。”瓦德说：“我说过只用你五分钟，我知道你有重要公务在身，我的话讲完了。”我起身告辞：“我们在罗马见面尽管只有短短五分钟，但这对于两国关系却有重要意义。”
返回饭店后，我和昆生在卫生间商定，由他赶快去驻意使馆将与塞方的谈话情况报告国内。他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我们随即动身去机场。出发时，意方警卫还守在房间门口。他们跟董大使的秘书开玩笑说，你们外长真有意思，坐飞机到罗马来睡了一觉，就又要回到飞机上了。我们直奔机场，连夜赶赴大马士革，对叙利亚的访问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五个月后，我与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在北京签署两国复交公报。2006年1月，我访问了这个西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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