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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毛泽东阳谋与翦伯赞之死

翦伯赞,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与范文澜一起系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初,翦伯赞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毛泽东曾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出“最高指示”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但因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受到逼供,被要求证明1935年刘少奇与国民政府谈判时有变节行为。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夫妇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翦伯赞生前故交章伯钧之女章诒和于2003年撰文《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回忆她眼中的翦伯赞。在文中章诒和指出,面对迫害,翦伯赞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以下为全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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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内蒙访古期间翦伯赞(前排左四)于呼和浩特市留影,身后建筑物上写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前进”的标语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北碚李子坝的半山新村【1】。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一号住的是庄明远,二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三号住的是我们全家,四号住的是翦伯赞【2】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母亲、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父亲笑了。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不约而至。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怵。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

“谁住在那里?”

“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略。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合。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3】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的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公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重庆只呆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总之,那个时候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才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呢!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个半月刊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 《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知与真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立》,夏康农的《正视弥天的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的中上层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二十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重庆北碚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也有近代的装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4】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九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组成员。在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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