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1日，为数甚众的中共红色后代集体在北京举办座谈会纪念古田会议。此举与稍早前习近平正在古田进行的参观纪念活动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相辉映，被视为是红色后代群体对习近平做法的认同的支持。而这种表态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多次。此外也有一些相关迹象引起观察者注意，即多位红色后代在继十八大换届之后，又一次在中国政坛呈现上升态势，“红色”烙印愈加鲜艳。如果说第一轮是习近平、王岐山、俞正声等人打头阵，而第二轮的相关人物有张又侠、刘源、胡德平等人。他们的集体性上位，其实是一种的历史轮回下的必然。相较于中国官场庞大的基数而言，红色后代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其释放出的政治能量和对中国政治方向的影响却不可忽略。
需要认识到，“政治家族”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美英日韩都或多或少存在。对其是非对错的观察分析需要放在具体环境中来分析。另外，红色后代们并非铁板一块，早已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被冲散分化。胡木英、林果果等组建的“延安儿女联谊会”及其组成人员，或是拥抱资本市场的任志强与李小琳，尽管仍然备受注目，但不能将其与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人相绑定。
红色后代十八大登顶
多年以来，中国民间和网络舆论对官场官员的整体印象评价并不乐观，对红色后代们同样如此，甚至可能还有过之。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高高在上又十分神秘的群体，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当“红色”符号出现于媒体舆论中时，尤其是红色后代们集体现身的举动更是常常成为敏感事件，很容易引起过度的关注和猜测。以往曝光度较高的李小琳、任志强、毛新宇等人一直是舆论中的热点人物，又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被很多旁观者视为红后们的代表人物。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也只是红后里面的一部分，而后者之间早已产生了严重分化。
而在十八大后，红后们的聚会频率似乎明显增高，且渐有公开化和常态化的趋势。外界舆论的评价日益中性客观。这一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八大之后中共新团队的表现。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均被归为红后群体，尽管王岐山是因为身为姚依林女婿才攀上了这层关系。而在党政军其他层面跃升的红色后代群体更多。
习王俞三人均是中国政坛高层核心人物，习近平更是最高领袖。一方面，他们的意见会在政治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功过也会被记在他们身上。其上台后两年时间里，中共以几十年来少有的意志和力量对中国进行全面整顿，尤其是以中共自身为重心，使国家整体形势出现改观，习近平等人赢得巨大声望，红色后代群体亦因之获益，形象有了加分。其中，习王扳倒周永康、徐才厚，刘源扳倒谷俊山相关的信息报道更是一直在舆论中回响不息。习近平在过去两年内同时举起毛邓两面旗帜，融合左右两派，看似给予毛邓同等地位，其实也是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后来者居上架式的调整，在继承邓小平路线的同时刹住过往三十年持续进行的“去毛化”趋势，巩固毛泽东作为中共精神领袖和国家体制创建者的地位。作为红色后代，经历过正统的革命理想熏陶和自我认同，他们天然具有更浓重的红色情结，并与这些历史符号捆绑在一起。而毛泽东地位的确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红色后代理想抱负的实现，为这些红色后代群体的被认同创造了条件，甚至是套上了光环。
红色后代的使命与回潮
中共十八大开启了红色后代群体性进袭政坛的大幕，这有历史趋势和内部有意安排两方面因素。中共革命早期打天下的领导人物在开辟延安革命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开始后才有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纷纷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上世纪40年与50年代分别出现高干子女出生的婴儿潮，当然，建国以后出生的一代数量要远远多于前者。出生于红旗下的这一批人基本都可以算做“红二代”，也是最富有理想主义和革命色彩群体，其热情甚至有可能要高于自己的父辈。
在毛泽东主政近30年里，尽管这些人也曾参加过红卫兵运动，也有一些进入党政军系统，但大多数都命途多舛。习近平、王岐山、刘源这些人都曾与知青一道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毛泽东死于1976年，但其政策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红后们也此后命运开始飘红。习近平在1979年进入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并成为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王岐山在1979年得以进入中国社科院做实习研究员。
改革开放初期是邓小平一代尚存的老革命家当政，但已普遍60岁以上，1980年的邓小平与陈云更是已75岁以上，虽然自认仍充满干劲、大有可为，但岁月不饶人，一手推动干部年轻化，一手培养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代表了邓陈革命战争中的下属，稍年轻一些，即使有执行路线错误也能被修正。但在邓陈这些元老们终将入土之后，谁来接他们的班？如何避免出现王洪文式的颠覆性人物，或是被他们认定有所偏差的胡赵式人物？
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这可能代表了中共高层主流声音。事实也证明，作为第一批红二代的李鹏在镇压天安门民运时态度更为强硬、执行更为坚决。当时取代赵紫阳位置的李鹏在党政军会议的主席台高呼：“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就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据悉，中共有规定，安排红色家庭子女从政，并有可能有计划从中挑选出类拔萃者在历练后进入政坛高层，乃至成为党首，再不济也应当成为政坛中不可或缺的牵制力量。中共或许会为其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安排，但是究竟哪些人走得最远还是要看个人的修为。不过，这些红后们在80年代初才进入政坛，而要爬到高层就需要消耗至少30年时间，乃至更久。那么也就只有在5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批人才最有可能得此历史机遇。在此之前的年龄偏大，或会因上位无望而给后来人腾挪位置，在此之后的总基数已经锐减。西方民主国家也有“红色后代”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红色后代的集体上位？他们的独具特色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情结对政治对国家对个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又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哪些影响可以视作是他们造成的？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观察点，不能轻易下结论。
习近平随口引用的毛泽东诗词，不时所说的红色基因，对古田会议等革命历史印迹和故事信手拈来，都可被视为红后们所特有的一些细节。他们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对国家复兴的强烈情感、对毛泽东政治手段的灵活运用、治国理政的强势作风、对不同声音的高压态势，或许也与其红后身份和特有经历有关。至于其影响效果，看官们则各有评价。
需要认识到，政治家族的传承性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常见现象。且不论实行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或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即便是实行民主共和制的美国也有肯尼迪家族，有布什父子相继成为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也都有颇有政治渊源。
出身于这样的的政治家庭，他们的优势是更为熟稔政治运作，对老一辈的政治因素有很强的继承性。他们上位后也会不经意或有意地重演其父辈的一些做法。至于这些做法的是非对错，则应该放在现在的具体环境来分析。而这些继承者们需要避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历史细节的过度坚持和保守。当然，这些在现代国家政治环境中或许都已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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