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四个层次

没有人是孤岛，学习与人共同生活，是人类的必修课。当大家都在向往和谐社会的美景时，实际已暗示了眼前的社会还存在着不少对立与矛盾。这个问题不能只由外在的人际互动关系来谈，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学者傅佩荣在博客撰文，谈到和谐有四个层次：一是与自我的和谐，二是与群体，三是与自然界，四是与神明界。

人类对和谐的向往无所不在

与自我的和谐

柏拉图是希腊哲学家，他对“人”的看法原本很单纯，就是：人由身体与灵魂结合而成，但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灵魂才是人的本质。正因为有了身体，人生在世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感官知觉，因而也无法完全享有智慧。人最多只能“爱好智慧”，这个语词正是“哲学”的原意。若想“拥有智慧”，只有等到灵魂摆脱身体之时。哲学之所以有“练习死亡”之意，其故在此。

但是，柏拉图很快就发现：灵魂内部也有冲突与矛盾，譬如我们面临抉择时的反复衡量与烦恼煎熬。于是，他肯定灵魂有三个部份：理性、意气、欲望。这三部分所追求的分别是：知、名、利。所谓灵魂的“和谐”，是指由理性指导，合宜地安排意气及节制欲望。他用“御者与双马”的比喻来描述这种主从关系，可以自成一家之言。能抵达灵魂内部的和谐，外在的言行表现自然中规中矩，与人相处于城邦中，还会有什么麻烦呢？反之，若是忽略内在的和谐，只在外表上送往迎来，又能维持多久的稳定关系呢？今日世界到处可见大小规模的紧张气氛，从竞争、斗争到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源于人们内心的失序。相对于此，儒家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但是这种和谐依然必须推源于自我的修养。在《中庸》开篇几句话之后，就清楚宣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儿所谓的“和”，是指个人在表现喜怒哀乐的情绪时，能够“中节”，恰到好处。如何判断是否中节？一要问自己是否真诚；二要问表现是否合乎礼仪的规定。以“喜怒哀乐”来说，都要符合这内外二种考虑。

譬如，颜渊过世时，孔子“哭之恸”，哭得十分伤心，以致弟子提醒他：老师是否哭得太过伤心了？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有哭得太过伤心吗？我不为颜渊这样的人哭得太过伤心，又要为谁哭得太过伤心呢？（《论语·先进》）从上述对话可知，孔子的哀哭是出于真诚而身不由己，弟子的观察则出于一般的礼仪规定。这两者之间若有落差，必须设法协调，而孔子的回答显示了他知道自己的情感深度，因此依然认为自己的表现是“中节”。由此可见，所谓与自我的和谐是需要修养功夫的，要以理性清明的心，调节自己的情感与欲望。

与群体的和谐

苏格拉底被人诬告受审时，公开为自己辩护。他说，他自幼年时期就接受城邦的法律与信仰，依此规范及引导自己的言行，直到可以独立思考探寻真理的年纪。他后来的表现如何，暂且存而不论；他所谓“城邦的法律与信仰”，则是人们处世不可或缺的要素。法律给人行为的规矩，信仰给人心灵的依靠；若是少了这两者，个人与群体如何可能保持和谐的关系？

孔子为何推崇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孔子为何周游列国，奔走呼号推广儒家理想？因为当时的社会陷于重大危机，亦即“礼坏乐崩”。“礼乐”可以用“礼”一字概括，而“礼”的字源具有宗教性、政治性、伦理性与类似法律规范的要求。简而言之，“礼”字涵盖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城邦的法律与信仰”。

孔子谈到“益者三乐”时，指出这三乐是“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论语·季氏》）。位居第一的是“用礼乐调节生活”，接着是“称述别人的优点”以及“认识杰出的朋友”。这三者无不涉及自我与群体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所带来的快乐是持久而有益于自我成长的。换言之，自我与群体在保持和谐时，未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谁说在自我成长时一定要突破礼乐的规范？谁说在“名教”中没有快乐？与自然界的和谐

谈到与自然界的和谐，在农业社会问题较小，因为人类生命寄托于自然界。孟子有几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此一观点，他说：“不违农时，榖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到了二十一世纪，地球人口多达七十亿，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模式早已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界，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以致地球对人而言已是危机四伏，大规模的自然灾难随时可能降临。这时若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恐怕已经超过了临界点，就像西泽在公元前四十九年率军渡过了卢比康河，没有回头的余地了。这时所能思考的大概只有着眼于如何推迟延缓地球灾难的来到，并且谋求保命之道了。

有关地球的难局，且让各国政治领袖去伤脑筋吧！一般人除了谨慎保护自己，还能做什么？就个人而言，欣赏脚边的小花小草，与远眺天边的彩虹，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自然界是滋养人类生命的母亲，给她时间，她会自己复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我们偶尔停下脚步，清风明月依然可喜，鸟兽虫鱼各有洋溢生机，何妨珍惜当下每一刹那的美景。

与神明界的和谐

“神明界”所指有二：一是祖先，二是信仰中的神明。许多人未必信仰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即使信了这样的宗教，也未必认真奉行教规与仪式，但是说到“祖先”，则没有人不心生崇敬思念之情。外国学者把“祖先崇拜”当成中国人的宗教，并非毫无根据。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若要成为君子，心中必须有所敬畏，在遵守礼仪与法律之外，还有自我警惕及自我要求的深刻理由。这三畏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所谓天命，是指身而为人，应该完成理想人格的使命，不能只是像其他生物一般，顺着生老病死的轨道走完此生。“天”是孔子信仰的对象，他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个“天”无异于宗教里的至高神明。除此之外，孔子对祖先也定期举行祭祀，态度十分虔诚。上有祖先，下有子孙，个人在源远流长的生命长河中，可以找到清晰的定位。内心有所敬畏，即使在礼仪与法律所监管的范围之外，依然真诚做人处事，那才是君子应有的表现。

不仅如此，神明界具有超越此世的精神力量，可以助人度过生命中的困境与危机。所谓超越，就是不再局限于世间的成败得失，转而觉悟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自我是否走在道义之途上。至于精神力量的展现，则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不论和谐有多少层次或多少侧面，真正存在的依然是个人自己。但这个自己是整合的还是分裂的？若人生是不断分合的过程，和谐也应是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和谐，是指自我充满活力，随时准备面对新的挑战，但同时并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为了合乎此一要求，除了具备一套合理而有效的“价值观”，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学习古代经典与古人智慧，目的在“温故而知新”，由此增强信心与能力，活出自我生命的价值。但不论学习成效如何，我们今日所具体面对的处境，依然是独一无二而不可重复的。以上所分析的和谐四层次，也是每个人必须在自身经验中亲自面对、实际修炼与细加品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