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2012年以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时曾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当时奥巴马及其高层反应冷淡，但为了同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以及铺垫中美关系新时期的发展，奥巴马当年连任胜选后对此作出了回应，并在2013年加州庄园会晤中，正式同习近平达成构建这种新型关系的共识。18个月后，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外交团队及华府智囊则在有意回避这一共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而不谈，态度颇为消极。那么，奥巴马真的敢抛弃这一共识，否定中美共识，同习近平划清界限吗？
奥巴马于北京时间11月10日上午抵达北京
自加州习奥会以来，习近平至少在5次有关中美关系的表述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总结习及其幕僚的讲话，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就是希望中美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合作共赢。今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习近平在题为《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演讲中更是提到，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两国要共同解决问题。习近平这番讲话可谓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小转折点。当时，也是正值加州习奥会1周年，两国舆论普遍认为1年来两国在亚太周边的对抗有增无减，美国针对解放军的黑客指控更是严重损害了两国互信。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及时协调对两国关系消噪，开始针对奥巴马对华国事访问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精心筹备。
白宫国安顾问赖斯（Susan Rice）去年曾提到要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施”（operationalize），但三天后中国便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两国直接和间接对抗升级，令当时即将访问中日韩的副总统拜登（Joe Biden）颇为尴尬。有关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讨论戛然而止。从那之后，奥巴马高层对于新型大国关系都是点到为止，都停留在概念化层面。到目前为止，白宫方面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最明确化定位就是赖斯的那句“具体实施”。今年9月，赖斯访华铺垫奥巴马访华，并希望能够在打击ISIS方面得到中国方面支援。但中国并未作明确回应。奥巴马启程前往北京前，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在表述和展望中美关系时都未提及“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2013年10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SAIS）演讲时曾将中美关系描述为“最重要、最敏感、最广泛、最复杂、最具前景且最具挑战”的双边关系。克里今年11月4日进行了补充，认为要加上“consequential”（重大或最具后果），称这种双边关系将极大地重塑21世纪。国安顾问赖斯随后接受大陆央视采访时，也避免直接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并用“consequential”来强调两国化解分歧、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克里和赖斯的专注领域并非中国，而是中东和欧洲，此次两人能够协调表述中美关系，足见奥巴马团队内部对如何定位中美关系还是存在密切协调的。
麦艾文前往北京前明确表示，关键不是美方官员说与不说的问题，问题是它（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只要新模式的讨论延展双方合作，就是好事情，但“我不会专注于专门的术语，因为这种术语的使用无法反映我们的意图，因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两国的政策和言行”。
在美国看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初步共识是“良性的”，最起码是为了避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间发生对抗。
所以，奥巴马及其团队多次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崛起，期待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但是，他和自己的幕僚则不知“新型大国关系”究竟为何物。一方面奥巴马认同彼此在这一关系构建过程中避免走向对抗、坦率面对分歧、扩大和加强合作。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解为何习近平在阐述新型大国关系时都频繁提到尊重中国核心利益。
美国官员疑惑中国的核心利益究竟是仅限于台湾、西藏和新疆？还是也包括东海和南海。华府一些批评声音甚至认为，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提法本质上就是为了建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圈，逐步逼美国后撤，以化解地方分歧、避免冲突。其他一些批评声音则认为，“大国关系”只包含中美俄，巧妙地将日本等美国盟邦排除在外。总而言之，美国方面对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停留在字面和概念上。
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文字游戏并不少见。和“新型大国关系”类似，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字游戏，甚至是“口号外交”。奥巴马2011年末宣布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之际，时任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祭出“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政策。由于“Pivot”（转向）一词具有太强的针对性，对抗中国意味浓厚，不利于五角大楼发展同解放军的关系，在军方的反对下，奥巴马政府最终在希拉里离任之际，将“转向亚太”改称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战略。之后，国安会、尤其是军方，统一使用“再平衡”描述重返亚太战略。但是，在内外因素掣肘下，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已经遭到盟邦和伙伴国的质疑，反而加深了美国亚洲政策“口号化”的印象。但是，和美国“重返亚太”口号不同，中国已经明确表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方向和内涵，只是美国对此依然有很多顾虑，不愿向北京做出过多让步。
由于中国在多个美国期待的领域没有提供配合或支持，奥巴马可能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方面存在同习近平划清界限的意图。但是，如果绕开“新型大国关系”来重塑中美关系，奥巴马就必须有自己的提法，比如决定如何界定同中国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的方式等等。
习近平通过推进反腐和法治等改革在国内外树立了很强的威望，奥巴马则在民主党中选惨败后成为跛脚鸭总统。在余下两年，奥巴马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外交，这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也是机遇。虽然美国在亚投行、IMF改革和亚太自贸区建设等领域存在戒心，但这都难以撼动总体双边关系的“合作”主调。奥巴马若要抛弃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共识，就意味着他要让北京做出让步，尤其是在贸易、气候变化、打击ISIS等领域。但是，在顾问团队缺乏中国问题专家的前提下，在中国把握双边关系主动权的背景下，任期还剩2年的奥巴马很难有这样的魄力，中国也不可能轻易做出让步。奥巴马单方面抛弃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共识更不可能。
据了解，加州习奥会期间，就奥巴马是否应该公开表态支持新型大国关系提法，中美幕后有一次甚至争论至深夜2点。白宫方面当时担心不得其意，比如何为“新型”，是何种“模式”，奥巴马最终权衡之下以“新型合作”（new model of cooperation）替代，响应中美“合作”主调。
此次在北京同习近平再续庄园式的会晤，奥巴马团队依然会面临这样一个压力：是否或如何将“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写入新的中美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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