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PEC召开前夕，习近平在深改小组会议上向外界宣布，中国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协助国家进行治国理政。但现实情况是，当局也要求专家和研究人员具有更大忠诚度，要在“党的指挥”下提升智库水平。有观点认为，这种既要打鸣又要下蛋的两难要求，对智库而言，着实是夹缝中求生。
北京时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在会上指出，改革发展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可见，在习近平所布局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这盘大旗中，智库不仅身在局中，位列需改革升级的一员，亦在局外，充当治国理政的军师团，助力中共深化改革。
然而，中国智库能否不负众望的如诸葛亮、刘伯温一样，在重大领域和关键时刻，奉献一个又一个“锦囊妙计”，发挥“智囊团”的本领，履行“智囊团”的职责？就日前情况而言，中国智库的表现好像并不那么出众。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作为中共智库社科院的掌门人的王伟光，本应做好表率，但却南辕北辙发表雄文重提“阶级斗争”，不禁令人咋舌。他认为“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 不可能熄灭的。”作为官方智库一把手尚且如此，又何况其他？
无独有偶。一定程度上也被看作是智库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上杀气腾腾的表述，不仅让智库脸上无光，更是置中共于尴尬的境地。会议堂而皇之提出要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发议论，就不能违犯《宪法》，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叫板。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而不管你资历多深、名声多大。在意识形态部门尸位素餐者，要调离岗位；砸共产党锅者，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显然，于内容来看，说教多于政策参考，中国智库们貌似以偏离了自身职责的“轨道”。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显示，全球百强智库中，中国仅占六席，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得不说，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就天然地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不免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曾是中国智库中一员的旅美学者程晓农则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奏折派”。智库们不仅仅给政府写政策建议和分析文章，他们的资金来源也所谓面向政府，就是说他们的一切竞争全是为了讨好政府来换取更多的研究经费。这使得智库变成中国政府习惯说的“文件起草班子”或者是“秀才班子”。也就是说：“你们不过是捉刀的，大主意要政府或最高领导人拿。”这样，对这些为政府提建议的人而言，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变成了体会“上意”，这和给古时的皇帝起草奏折，差别不是很大。这其中，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懂现实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政策的运作，他们提的建议中十之八九连最低级官员都懒得看的，更不会有价值。我想习近平面对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太多太滥的建议。综上，一言以蔽之，中国智库中的王伟光们或是秀才们，皆属“言不及义”。中国智库的现状就是：“智库不少，思想不多”。
此外，中共呼吁全中国“听党指挥”的同时，又要求建设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可以说是“既要打鸣又要下蛋”，令智库们的处境颇为尴尬，如同在夹缝中生存。习近平说过“端着党的饭碗，就不能砸党的锅”，这使得专家学者们要让自己的思想产品要始终局限在一个框架之内，这就违背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专家所应该具备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之一----独立思考。而相对独立的科学立场，理当是智库能够名副其实和有所作为的必要前提。相反，一旦智库沦为内脑的“跟班”或“报幕员”，满足于鹦鹉学舌与歌功颂德，沉迷于空喊口号与隔靴搔痒，恐怕就只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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