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在中国作东APEC会议“万国来朝”之际，一本被称为“习语录”的新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本书收录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两年来间的讲话、指示、答问等内容。除了这本书外，十八大后官方已经出版或重印了五本习近平所论述的政治类书籍，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三篇分别聚焦中国梦、群众路线和深化改革的摘编，以及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连续4年亲笔撰写的系列文章所编的《之江新语》。
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同时深耕政治理论与文学修养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些年里的理论观察、探索和研究，使其形成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入了解和一套化解中共执政危机的世界观和具体方案，也使其具备了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资质，或许也回答了长久以来的为何是习近平能够在10年前的各路诸侯雄豪竞逐之中脱颖而出的疑问。
APEC上发放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取法毛泽东 习近平的“赌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路的书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在此之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独自编辑出版了三本习近平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另外，在2006年已经出版的一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也在2013年被重印发行，该书辑录了习近平2002年至2006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的报告、讲话和批示等。与这些相比，还有另一本书更值得关注，即习近平在尚是浙江省一把手期间的2003年2月25日至2007年3月25日，连续在《浙江日报》头版栏目“之江新语”所发短评，在习近平将离任时被整理成书《之江新语》。文章署名均为“哲新”，取“浙江创新”之意，平均每周一篇，共计232篇。文章内容从其标题即可得知，如《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打好“团结牌”》《心无百姓莫为“官”》《求真务实要出实招》《关口前移，惩防并举》《落实才能出成绩》《激浊扬清正字当头》《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帝王并非少数，中共革命精神领袖毛泽东就以豪迈浪漫的诗词著称。毛泽东实现了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他在年轻时即曾担任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的主编，为《大公报》写文章，即使在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之后仍然常常亲自捉刀。多年来字斟句酌的文字工作，催化了毛泽东治国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使他能够始终冲锋在中共政治理论研究第一线，又始终能够站在意识形态至高点之上。
毛泽东自当深知进行政治理论写作的重要作用，他还要求省委书记们都要会写社论。中共建国之后，党内也有领导干部在官方媒体写文章的现象，但一直未能形成规模。毕竟，身为各方一把手的书记们，主要任务是听从中央指示，对辖区作出宏观调控，监督部下执行，并保持威严。而在媒体写作的行为则相当于向属下展览自己的态度观点，容易导致某种执行层面的混乱，失去威严并可能犯政治错误。而且这些一把手们大多任务繁重，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要积极学习，参加各类政治运动，不得有个人看法；在改革开放之后的GDP大竞赛中又承受着政绩考核的高压，能够坐下来看看资料写写文章者自然寥寥。
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邓小平尽管不如毛泽东勤于文字工作，但早年所经历过的意识形态激荡亦让他成为精于政治理论的人物。邓小平甚至曾经作为中方代表与苏联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意识形态论战，获得毛泽东的赏识。不过在毛邓之后，仍然勤于精于政治理论和文字工作的已是极少数，两代领导人江泽民与胡锦涛皆是如此。虽说江胡都是在邓小平开创的道路上继往开来，从另一角度理解就是这一时期缺乏重要的理论突破，甚至可视为中共意识形态主脉的断层。这一背景则突显出习近平当年开辟专栏写文章做法的特殊和可贵之处，或许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当时的习近平的“赌注”。
在胡锦涛执政期间，为什么是习近平脱颖而出，被确立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继承人？这是当时很多人都捉摸不透的迷局。毕竟单从当时的“标准指数”GDP来看，习近平所主政的浙江省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都并不抢眼，也不如其他一些诸侯吸引眼球，不如一些人的执政理念叫得响亮。那么很有可能的一个相关原因就是他的个人价值观和施政理念，获得了中共决策团体的认可。习近平的“之江新语”是他自我展示的舞台，也为他观点的发展定型提供了平台。习近平当初在“之江新语”中提出的很多说法和经验，都在其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在全国铺展开来。中国官僚体系的“异数”
胡锦涛执政时期，日益严峻的官场腐败、唯GDP化经济发展症结、分富差距、官民两大群体对立、生态环境破坏、民生问题，导致中共面临深重的执政危机，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红利开发殆尽后的产物，该如何去化解？分析认为，当时至少有3种方案，其一是周永康薄熙来式高压维稳模式，也即向毛时代回归的左派方案；其二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部分体制内改革派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路线，即右派方案；其三习近平的某种“中间道路”。习近平的方案并非对两方的简单否定，而是同时有所选择取舍，依据就是自己近30年的地方主政经验所基于的中国实际。
周薄二人或是右派的观点都无新意，前者是一种保守的应激反应，后者是对外界固有模式的艳羡追逐。这也代表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两种主要潮流，长时间以来交流碰撞，绵延中国百余年历史。要走出这一怪圈，就需要跳出来进行创新思维，同时又必须是对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有着深入体察者。
中国当前所走的路，没有经验教训可供参考，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世界里也没有，只能由自己总结自己做判断。由此来说，中国的政治理论工作者，其实都是一些冲在世界最前沿的探索者。而中国的决策层，又必须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能够站在政治理论至高点，又能够为接下来的实践提供宏观指引。中共十八大之后能够迅速推出的一张改革宏大蓝图，其一把手亲任各项小组一把手以力破局推动改革，都离不开在过去数十年中的经验积累和方法总结。
中共是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政党，党龄重于年龄，即是强调工作经历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政治环境同样十分复杂艰辛，出类拔萃者需要将其洞悉和掌握，没有较长的时间磨合实难做到。荷兰首相吕特曾表示，“只有习近平主席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才能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成功解决好国内外各种问题。”虽是出于外交礼仪的溢美之词，也能在客观上说明这一点。相比之下，国外政治就显得简单了许多。如奥巴马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仅有11年仕途生涯的磨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无异于有人说，奥巴马在中国连一个县长都未必能当好。
中国与美国政治体制相比较，不能简单地以优劣划分，只能说各有特色，也都比较适应自身的文化特点。单就公务员培养和成长这方面来说，美国政治具有开放性，政治运作更为透明，普通公民成为公务员较便宜，体现了民主的要义。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失之轻浮，领导执行力受到限制。而中国政治则存在一个相对更为严密封闭的官僚体系，普通人进入其中十分困难。同时，这一体系又能给予优秀者持续性的资源投入和培养，使其执政能力达到一种很高的层次。当然，目前这一体系的问题太多，漏洞太大，但若能够将其完善，有希望释放出自身更多的潜力。在这种官僚体系中，习近平的出现可谓一个“异数”，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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