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近年来一直是香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随着2017年普选年临近，政改与普选问题在几年骤然升温，香港泛民主派与建制派、北京的矛盾不断激化，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普选的决定》，泛民派的公民提名候选人主张被否决，9月28日，以戴耀庭为首的香港民主派团体“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于凌晨发起了计划已久的公民抗命运动。----意图“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占中”行动持续一个多月，虽然发起人戴耀庭已回校复课，但示威者仍然坚定地占领着旺角等中心街道，占中者不妥协的态度导致其与政府的对话也收效甚微。“占中”显然已经陷入僵局。
“占中”事件在引起全球关注的同时，也激起了香港和大陆针对此事的大讨论，然而一味的相互指责无助于解决问题，香港政改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占中”困局的产生可能是泛民派、港府和北京都始料未及的，要想妥善的解决，理解其产生的原因至关重要。
自由市场繁荣的代价
作为20世纪的“东亚四小龙”之一，香港无疑是几十年来全球最好的经济体之一，长期秉持低税收、金融与贸易开放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在透明的法治环境与廉洁高效的行政治理下，成就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过去20年间，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年前的不到7000美元激增至如今的大约3.8万美元。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今年再次排到了第二，这是对一个孵化了多家成功的全球性商业帝国的城市的认可。
然而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繁荣却不是没有代价的。香港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报告》，香港已连续20年蝉联榜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称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一片净土”。可效率为先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让社会整体快速积累财富的同时却天生具有扩大贫富差距的倾向，低税率使得政府难以实行有力度的再分配政策。香港基尼系数接近惊人的0.6，以三口之家每月收入11500港元为标准。香港地区有19.6%的人口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加剧了许多地区的不平等，在薪水增长陷入停滞之际，资产价格却出现了上涨。根据瑞士信贷的研究，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高于2007年的69.3%。同时，在这个土地紧缺而人口众多的城市，不断激增的房价也让住房问题愈发尖锐，这使得对不平等的不满情绪在低收入者中不断积累。学生领袖岑敖晖曾向港府总部外示威的人群大喊：“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们不是李嘉诚的奴隶。”港人对商业精英们由敬仰钦佩到反感怒斥的态度便是其直接表现。社会分化的政治后遗症
社会分化的最大表现便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长期起来，香港一个核心政治运行逻辑，是依赖商界精英维护社会稳定、润滑社会摩擦，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商联盟的制度性局面。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对经济状况不满，对自己前途感到失望，对地产大亨和金融资本表示不满，经济困境中苦闷的民众往往会将对现实的不满对准政府。在泛民派与港府、中央矛盾激化时，借助社交媒体巨大的动员能力，在短时间内便动员起了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与不满。对于很多人来说，“占中”就是一种发泄与表达内心强烈怨气的行为，“占中”在社会发生机制上与前些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着很大相似性，“occupy central”与“occupy wall street”就连名称都如出一辙。
法治社会中开放自由的媒体言论环境以及殖民地时期英国当政者的教育和文化政策，香港社会虽然背靠中国大陆但显然受西方媒体和价值观的影响更大。在政治文化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丝毫没有影响民众对公共事务、政治的关注与积极参与。这时如果有政客和媒体不停地告诉这些年轻人，特区政府无能，他们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只顾大资本家们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号，不会真正照顾你们的前途。
那么，很多走上街头的抗议者很可能相信(事实上也只能相信)，必须通过彻底改变这个“不利”于他们的体制，才能改变经济上的不平等，找到未来的前途。在所谓“真普选”主张被港府和北京直接间接的否决后，香港学联在与港府的对话中要求特首梁振英辞职，甚至提出了修改相当于香港宪法的基本法以突破现有的普选框架的激进要求。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极度不满使示威者不满足于现有的渐进的、有限地改革，这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占中”者对显然过于激进地主张却不做出丝毫妥协。
此外，在“占中”运动的参与主体中诉求与目标也出现了分化。运动领导者的价值观和目标与大部分运动参与者的目标并不完全相符。以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为主的运动领导者与组织者显示了充分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价值诉求(ideological goal)----追求他们所认同的民主，追求“真普选”也许并不是仅仅为了什么现实利益，民主本身作为一种价值便是目的;而运动的参与者则更多的是达成工具层面的利益满足----改善生活水平、改变不平等这样的现实目的。这种在诉求目标层面的不同隐含着对运动组织和控制的脆弱性，广场政治本身在某些事件刺激下也极易产生群体的非理性。幸运的是，虽然港府与“占中”者针锋相对，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激烈冲突和流血事件。
主权悖论与身份认同
这样看来，“占中”困局实质上就是香港部分民众及社会团体对政治改革的渐进方案不满导致的一场公民抗议的群体性事件，似乎“占中者”也把香港普选仅仅看作香港事务。但如果跳出香港的视角，“占中”的影响远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那么简单，“占中”香港普选决非香港一地之事，而是事关主权与国际政治的大事。
香港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直接决定了“占中”事件的复杂性。从理论上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就已特别行政区的身份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然而在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在回归中国后实行高度自治，基本制度沿袭港英政府，除了外交与国防，其他事务的治理由香港特区政府自行负责。特区政府不上缴国税，甚至保留了一些英国公职人员，这样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可谓世界罕见。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对香港拥有的无可争议的完整主权，但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内，主权之下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限却很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香港拥有的主权并不充分和明确。
与中央政府较为薄弱的联系，以及近年来港人与内地人间发生矛盾而产生的反感情绪也使得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再次出现。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曾在回归前夕指出“政权的移交可以一夜之间完成，但心理的回归却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大多数港人都认同中国人这一身份，但在内心中还没有真正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这也可看做是中国对香港目前仍然主权不完整的体现。
风险与主权
不明确、不充分的主权在香港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客观上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得北京有可能对香港事务的管控度弱化甚至产生港中矛盾，而一旦有外国势力的出现，香港发生的任何变故都将不仅仅是内政问题而带有国际斗争色彩。在回归后的十几年中，应该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实行的很好，在香港政商精英的治理之下，香港总体保持了稳定和繁荣，香港的政治经济走向符合双方的预期，英国在港的影响力迅速退却，港中关系大体良好。而这次的针对民主政治改革的“占中”抗争行动却彻底打破了港中关系的平静，面对示威者的激进主张，中央及港府都摆出了强势的姿态。
北京对外国势力在“占中”中的参与保持高度的警惕，而这也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更是无法接受的，这也是人大决定中反复强调候选人要爱国爱港的原因所在。从全世界来看，政治改革本应是一国的内部事务，却往往被国际政治高度影响，甚至被大国操控以实现其自身利益。在国际政治的竞争中，干涉别国内政，扶植国内的反对派，间接推动政变已经成为欧美国家的惯用手段。在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东北非地区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外国势力在背后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至今尚未结束的乌克兰乱局中，乌国内政治问题很快演变成俄罗斯与美欧的对抗并导致了乌克兰内战的爆发。乌克兰整个国家成为了俄罗斯与美欧地缘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事实上北京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英国在全面主导香港政治事务、实行殖民统治的情况下却在《中英联合声明》颁布、香港未来归属尘埃落定后，主动启动了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并在1991年实现了立法会中少量席位的选举。虽然这也是香港人民主权利的重大进步，但从时机来看却不得不令人生疑，直接为香港回归后继续在港发挥想象力创造了便利。而相关报道显示，“占中”背后外国势力如魅影般存在，末代港督彭定康不时发声支持“占中”，特首梁振英也表示：“香港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当复杂，占中有外部势力参与的讲法并不是猜测，将在适当时候作适当考虑以决定会否披露证据。”
如果泛民派“占中”者的候选人公民提名主张直接实行，香港就有可能选举出一个或多或少被西方扶持的政党和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控度必然会大幅下降，由于香港在法理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即使激进的甚至与中央相左政策真的推行，中央政府也在法理上无权左右，《基本法》中能够体现主权的国防和外交权也没有作用，那么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从何体现?更何况行政长官还受外国势力影响，这无疑将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受中央政府影响力较小的政党也有可能获得行政权力，考虑到香港社会分化的现状，对大陆人的反感情绪以及港独势力的出现，北京无法承受香港社会出现不稳定甚至产生地方主义的风险。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结合紧密，香港的任何问题都很容易外溢到大陆地区，在改革攻坚克难，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任何可能的社会动荡风险都是承受不起的，中央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
因此，中央多位负责人反复声明和强调，“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等等展现主权的话语。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推选2-3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再由香港人普选出行政长官。“占中”者和民主派没有认识到，中央把对特首的任命权看作是一项体现国家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事情，而非仅仅像前者认为的那样，是属于香港内部事务的单纯自治权问题。对主权的坚决维护以及对潜在社会风险的规避决定了中央对“占中”诉求的强硬反对态度。
香港“占中”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死结，学联毫不退让，对话成效甚微，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各自妥协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点上去。民主政治在于理性与妥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成功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占中”本身在程序上也是违法的，损害公众利益，他们的这场公民抗命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强烈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占中”者应当放弃理想色彩过浓的不妥协态度，更不能裹挟全港的民意无休止对抗。同时政府也需要在选举机制设计上有所妥协，与“占中”团体展开对话，对话应申明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给足商谈空间。显然，无视法制和中央权威的漫天要价并非最优策略。真正的民主派，要能够走得上街头，也下得了广场，有追求，有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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