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11日是中国民间生发的“光棍节”和“网络购物节”，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和商业，以及商人、企业家群体的狂欢节。一向冲锋在意识形态边缘的《环球时报》亦发表诗词般社评为之庆贺不已。在这些表象背后，则是中国曾经的“资本家”的被认可、被赞赏和崛起的趋势。联想到30年前的光景，这些变化的产生令人感叹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造化。而在新的时代形势之下，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资本家”？尤其是如何处理政治与资本的关系？是否要在政治权力体系中为一些“富可敌国”的商人安排一些位置？这些都是中共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中国新首富马云
分析认为，在未来的国家体系中，中共与商人的关系将会被明确。虽然具体情状尚难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商人将不会再被从中共政治体系中剥离，政治份量会加重，但不能成为主政者，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和执行过程。这也是由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的官员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应当是一个理想化、无私的、有着崇高责任感、道德洁癖和献身精神的专业精英群体。而商人们从之前的踊跃参政到现今的“在商言商”，也反映了他们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这种衍变态势。
携手崛起中国的“资本家”
在“双十一”这一天，中国出现了两个交相辉映的焦点，一个是正在北京举行的中方作东的APEC会议，一个是中国网购者和卖家的集体狂欢。数据显示，天猫商城狂欢节开场一个小时成交额已达112亿元（1元约合0.16美元，下同），全天数额达到惊人的571亿。《环球时报》当天赋诗般的社评聚焦于此说，“中国造一个全民追捧的事物挺难的，但双十一却由一家公司发起，经网民互动、捧场自然形成。”“双十一堆起了全球电子商务的珠穆朗玛峰，你可以挑它的100个毛病，但它的高度是唯一也像是一切。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多少会让外界情不自禁联想整个中国的面貌：大，崛起，轰动，让别人感到压力，而且问题还不少。”
中国推出自己“马歇尔计划”，以国家为后盾深化开放，扩大对外投资，以消化过剩产能，并促进自身产业升级。在这一新的阶段，中国企业将成为先锋队和主角。虽然像中国铁建这样的国有企业更引人注目，但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也势将紧随其后。而作为先行者的阿里巴巴已经完成了在纽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传统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阿里巴巴所代表的是当前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但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正在挤占苹果、三星市场份额的小米、华为所代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这一发展形势有望得以延续，因为中国执政党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提出这一主题的同时，中共还细致地描绘出一整套具体的改革蓝图。配以十八大后持续推进的简政放权，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习李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网络企业的多次调研交流所导致的资源倾斜，这一类企业逐渐显现出进一步跃升的潜力。
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涌现出更多的小米式企业和马云式商人，而现在的小米将成长到新的规模，马云则会积累更为惊人的财富。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也将日益重要，其行为选择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也难以避免会生发与政治的关系。这些数量极其可观的庞大的企业和财富雄厚的商人群体的存在，作为执政党和领导者的中共需要如何对待？在构建中国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过程中，亟需给出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具体方案。
“资本家”翻了身
如果将现在中共的经济政策和对商业商人的态度视为“正确”的话，那么历史上中共的政策态度就应当被视为“错误”，至少是长时间的探索失误，或者说是走了太多的弯路。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共的价值体系和经济政策几经转变，多有反复，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警惕从未有变，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将其完全打倒和“消灭”。
中共是一个依据列宁的共产党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政党，早期照搬其理论纲领，将“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革命的对象。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敌视态度有所减弱。特别是在国共内战以至中共执政初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的统战方针。中共借此抽取了原属于国民党的支持力量，或者是促使他们保持中立，从而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根基。在中共执政初期，中国也呈现出举国欢欣鼓舞、准备大干一场的景象。应当说，这一策略是十分成功的，中共的政策本是合乎历史现实的。如果没有后来日益左倾的路线错误，不仅能避免后来“文革”等运动的错误，中国也有望提前20年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在毛泽东晚年发起的一轮轮政治运动中，“资产阶级”接连收到冲击，最终被“消灭”。因为当时实现了全部国有化和集体化，没有了国家和集体以外的企业，也就没有了商人。当然，不是说没有了私营经济和商人才使中国经济变得畸形和倒退，但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关键之处在于，中共消灭了市场、社会和文化，打碎了旧形态旧制度，而企业和商人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邓小平主政后拨乱反正，他逐步建构国家制度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收缩执政党权力边界、软化执政方式的过程。相应的就是向市场、社会放权，激发本能，释放潜力。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体制之外的企业家和商人应运而生。尽管很多人都带有“原罪”，但是其必然性的存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却绝对是利大于弊的。纵向来看，中共对企业家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认可的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次反复。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代表了中共态度的剧烈转变。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是要求中共要代表“资产阶级”，要求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队伍。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一接纳的过程对中共并非一件幸事，至少是当时的操作过程有问题，才产生了后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和自身执政危机。中共应当对这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政策形成准确认识和反思，因为这将是中共新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建设必须接受的教训。
新国家体系建构 商人何去何从？
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间，商人们大量涌入政坛，或是作为“外挂”兼职人员，或是进入政协或研究机构等谈国论政。这巩固了中共执政的物质基础，但至少产生了两方面严重问题。其一是，他们拥有更为强势的话语权，他们的参知和影响会使相关的治理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使政策失去公正，催生贫富差距和利益集团，损伤到其他人尤其是普通人利益；其二是实现了官与商、权与钱的高度融合，大面积腐蚀了中共执政团队，“四风”愈演愈烈，造成严重的执政危机。
那么，是否需要将商人一直排斥在中国政治体系之外？答案也不尽然。或大或小的企业已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单元，这些企业的安危冷暖会影响到中国经济运行状况。而企业家们又是这些企业的领头人，他们的个人思想和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状态。另外，能够成为企业领袖的人，尤其是凭真才实学努力奋斗白手起家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理应得到尊重并承担责任。如果这一群体游离独立于政治之外，对执政者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近年来中国商界出现一些组织帮派的形式，就释放出了某种敏感的警示信号。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商人也有自身的特点需要注意。因为他们是企业所有者，自然会具有趋利性和自私性。这是一种天然属性，但是与讲求公共性的政治活动构成矛盾。如果后者屈从于前者，就会导致很多问题发生。过往数年中已经提供了很多案例。比如四川和山西黑金商人刘汉和张新明被称为地方组织部长，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与丁心羽，薄熙来与徐明结成结成利益共同体。
一方面，商人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中共有将其掌握在手中把控全局的惯性传统，就得团结吸纳之；另一方面，商人个人利益追求又与中共执政原则相抵触。如何定位商人与政治的关系，采用何种方式，保持怎样的距离，是中共迫切需要仔细回答的复杂问题，需要提供一套新的价值体系，需要做出缜密的制度设计。中共在以往十余年里体量急剧膨胀的过程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没有做好必要准备。因为在接纳统战之前，执政者自身的生态应当是健康的，权力体制是严密的，监督是有效的，这样才能避免权钱近距离接触后，遭到“糖衣炮弹”的渗透而毫无还手之力。过去十余年里的教训正在于此。
同样道理，在未来的国家体系中，中共与商人的关系将会被明确，由法律和制度进行硬性规制和监督。中共政治与商人的关系将会是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商人可以成为建言者，特定的重要群体的代表者，但不能成为主政者，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和执行过程。美国商人可以进入议会，乌克兰商人可以当选总统，但在中国基本不会有实现的可能。这也是由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的官员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应当是一个理想化、无私的、有着崇高责任感、道德洁癖和献身精神的专业精英群体。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