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提及政治就会令大多数女人头疼不已。如今刚刚在中国闭幕的APEK同样是一场政治大战，中美之间、中日之间，国家领导人扮演者各自的角色，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努力着。那么为何政治总是令人头疼呢？其实这是个科学问题。
奥巴马与习近平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科学教授的话，观察政治可以算是一种职业风险了。必须承认的是，在我作为竞选顾问参与政治运动，以及之后从学术的视角研究政治问题这些年中，观察政治有时真的让我头疼。
“尝试与求真”的途径
从俗套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是如何获得自己的价值观的（比如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通常认为父母扮演着最初的影响我们的角色。当还是小不点时，我们在房子里面上蹿下跳，听着自己深爱并且尊敬的父亲或母亲对着电视说话，或者喃喃自语，有时也与对方交谈，讨论着来自对方阵营的“该死该死该死”，以及自己政治阵营“我们完全讲道理的领袖”。
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不仅了解了政治团体和政治议题，我们也了解到自己深爱，并且想要成为的人所支持的政治主张。
自以为是的年轻人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一个白板。我去年曾经介绍过一个研究，讲的是，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我们左-右脑的互相关联性是有关系的（例如，脑半球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互相关联可以表现为，一个人是始终用一个手还是两个手交替使用的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任务（感兴趣研究的话，可以看“On One Hand You’re an Authoritarian, on the Other Hand You’re Not”）。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脑半球联结的物质结构会产生影响。
一些新近的研究也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大脑结构上的不同。伦敦学院的Ryota Kanai和他的同事在2011年发现，和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相关的脑区（右侧杏仁核，左侧岛叶，右内嗅皮质和前扣带皮层）的结构（比如灰质的数量）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者间出现了差异。换而言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加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大脑构造就是不同的（确切的讲，自由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有更强大的前扣带回，而保守主义者的杏仁核则有更强烈的反应）。从最新的大脑功能的视角来看，University of Exeter的Darren Schreiber和他所带领的政治学家与神经科学家研究团队，正在探索Kanai等人提到的这些大脑结构具体的运作机制。他们让被试参与一个标准化的风险博弈任务（类似于赌博的小游戏），并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来扫描他们的大脑。是否愿意冒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最主要的区别。
研究发现，尽管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采取冒险行为的水平上不存在差异，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民主党），在完成任务时左侧的岛叶激活程度更强，而保守主义者右侧杏仁核的激活更强。
用不那么学术的话来说，自由主义者在风险决策时，更多的依靠他们与社交和自我意识相关的脑区，而保守主义者更多依赖于恐惧与“战或逃”的压力应对系统（关于恐惧和政治观点的研究，请看“Our Genes and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现在就很容易明白，他们为什么根本无法理解对方思考问题的方式。
怎么变成这样？
通过以上对于我们政治态度的三种解释（父母政治观点的社会化，大脑结构，大脑功能），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论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综合的理解。政治科学家很喜欢“党派认同”（你真的难以想象它可以解释多少我们的政治行为），所以Schreiber的研究团队关注的是，使用大脑功能的方式，与使用大脑结构的方式，哪种可以准确的预测人们的党派。
他们发现，父母的政治态度社会化，也就是父母的党派认同，可以在70%的精度上预测子女的党派。他们也提到，Kanai团队发现，大脑结构的预测精度是72%，而大脑功能的预测精度，此处应该有掌声，是83%。
当然，政治团体和政治家不可能每天拿着仪器扫描人们的大脑，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方法确实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并且看似合理的证据，说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完成相同的政治任务时，经历的是不同的生理过程。更进一步的是，为我们讨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提供了更广的视野。而这一视野是和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讨论中，那些标准化的视角是不同的。
现在我想我明白为什么在研究政治问题时我会头疼了。并不是说我的神经元被尖叫着的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群殴，这样并不会有帮助。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公正的坚持走中间道路的人，我的右侧杏仁核和左侧脑叶正在为了争夺大脑的控制权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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