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的帝王？

不管是《经济学人》，还是《时代》周刊，习近平早已成为封面人物的常客。北京APEC期间，即将于17日公之于众的《时代》提前透料，再次将封面出让给了这位西方媒体眼中黄袍加身的“帝王”。而且与十八大前的杂志封面以习近平头像压底，配以全红底色全然不同，时隔两年之久之后，画风阴郁了不少，对这位继毛邓之后最强势领袖显现了更多的焦虑和不安，习近平也有了新的称谓----布尔乔亚的帝王！

西方媒体眼中的习近平

为何阴郁？又为何不安？一篇短暂流窜于微信平台的文章《一人之下：习再登时代周刊封面》，不仅消除了中英文的信息隔阂，更是在全面剧透的基础上将猛料悉数聚拢过来。按照这篇很快即被删除文稿的描述，西方媒体之所以忧心忡忡于习近平，主要包括对习集权的担忧，对其化身布尔乔亚帝王利用“民族主义”将矛头对准西方所谓敌对势力的警惕，对其保守思维的不安以及其对国内外的批评忍耐度的越来越低。

被火线删除的文章首先是谈习不容置喙的集权路径。与历任领导人将责任分摊给七常委不同，习选择了直接对重要的委员会发号施令，领域涵盖国家安全、舆论审查、网络监控、军队重建、外交政策及政治改革。习试图将中国拉至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将自己放置在中国个人层面的中心。他在参加复兴之路时提出的“中国梦”，从头至尾袒露着傲慢与野心。如果说毛时代让中国人“站起来”，邓时代让中国人“富起来”，那么习则让中国人“强势起来”。

不消说，习近平每一次的“加权”，总能在西方阵营掀起一阵以集权为主轴的急速旋风。香港大学传媒研究计划的一份《领袖姓名传播强度观察》报告显示，无论是比较历任领导人就任后的18个月在《人民日报》全部版面的出现频率，还是他们这期间在该报头版的出现频率，或是在该报前八版的出现频率，“习近平”出现的频率都远超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前任，直追毛泽东。而在中国民间舆论场，有人热切地喊着“习大大”，因为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需要“被做主”。也一直有人渴望出现政治强人，他能铲除腐败，扭转日渐严峻的不平等局面，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外国商人也希望中国出现这样的强人，打破臃肿的国有部门对经济的垄断，结束多年来政府对经济改革的犹豫不决。有人呼吁放弃仰视，因为从跪伏而站起的那一天，便是权力匍匐称臣的日子，便是极权一去不返的日子。也有人扼腕叹息，因为连篇累牍的改革话语本身已经激发了民众的分化。执政党什么也不用做，不用做实质性的改革动作，却已经将集体情绪收归己用，收放自如。改革话语像是扯起了块天幕，不同阵营在下面撕扯来去，天幕成了谁也不愿第一个戳破的泡沫。此前，《经济学人》在看到习近平的日益崛起后，以“必须服从习近平”定论。在《经济学人》的封面上，习近平眼神坚定看着前方，很多个“复制”习近平头像赫然醒目地延伸至无限远处。这也是对《时代》集权描述的承接和间接表述。为何必须服从习近平？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瓦解集体领导制。他可能是继邓小平，甚至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统治者。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习近平运用手中的权利。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和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使中国经济重回正轨，但浪费了政治改革的机遇。如果习近平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改革中国的权力运作方式，他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福祉。目前来看，习的这种执政理念初步清晰起来，但具体如何操作尚不明朗。

其次，在西方眼中，习近平俨然成了布尔乔亚的帝王，也即资产阶级的帝王，因为在当下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是新兴中产阶级。鉴于中产阶级们对私有企业、所有权和其他资本主义观念的偏好，共产主义早已不是恰当的意识形态评判标准。因此，习仰仗“民族主义”来激励和团结大众，并重新将矛头对准邪恶的西方敌对势力。显然地，习近平有成为帝王的魄力和野心，但是却并不想在帝王前加上“布尔乔亚”的定语。众所周知，甫一上台，习近平就意欲走一条平民领袖的路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后开展的，不管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包子铺、南锣鼓巷之行，都满溢着平民领袖的做派。而新华社罕见推出的七常委长篇人物特稿，更是让民众第一次看到了四平八稳政坛形象之外的有血有肉的一面。

至于习近平重新将矛头对准邪恶的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刨根究底习奥会的《纽约时报》深有同感。头条报道《敏感提问再次暴露中美深刻分歧》一文，与其说在揭秘习奥会共识背后的分歧，毋宁说不自觉地让习近平作为帝王的身份显露无疑。因为《纽约时报》报端的习近平，可以当面就香港“占中”敲打美国，也可以不对外媒记者披着傲慢与偏见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作出回答。这份美国主流报纸如是作结----总的来看，习近平的话为人们提供了中国国家主席罕见的、不加掩饰的一面，在迅速巩固权力之后，他已在自己任期上度过了两年。他对偏离通常的有关“大国”关系重要性的讲话稿没有表现出迟疑。

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同样地逻辑，真正的帝王，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你不想说什么就可以不说什么。气急败坏的《纽约时报》预备借助最后的“杀手锏”和“把柄”，比如人权、西藏问题等敲打中共，却不料想不仅习近平强硬以对，这段时长48分钟的记者会甚至因内容不合时宜未能公之于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附议，“这应该是中宣部有意的决定，大家都知道中宣部比习近平更主张强硬路线。”的确。在强硬的宣传指示下，中国范围的敌对势力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香港“占中”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阴影自不必多说，《解放军报》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期间连篇累牍的反攻敌对势力的文章亦甚为猛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动车追尾了，交通部将矛盾转移到敌视中国高铁的势力身上，指责其力借“7•23”动车事故重挫中国高铁；上海法官集体嫖娼门败露了，高院书记警示这一丑闻给境外敌对势力攻击政府以可乘之机；微博作为新的舆论阵地风生水起了，旋即就有开明派的刘亚洲、鹰派戴旭等出面控告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跑偏了，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就自动将黑脸对准了敌对势力；甚至连山东蓝翔技校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了，蓝翔校长也不分青红皂白给批评者和曝光者扣上个“敌对势力”的帽子……

敌对势力遍地，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心魔使然？文革和“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是未能从积重难返的阴霾中走出，不信任感和敌对势力情绪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循着官方的节拍，大众媒体中充斥着一股浓烈的硝烟味，大有形成“中国四面临敌”、“敌对势力合围夹击”的势态。其中带有民粹性质的半官方报纸《环球时报》，就曾因过于渲染敌对情绪而遭遇各界人士的公开讨伐。在其报端，所呈现的各国角逐的过程，中国永远都是受害者，比照而言其他国家则都是怀着“狼子野心”的阴谋家。事实上，这恰恰是一种极度不自信的表现。作为布尔乔亚帝王的习近平，能否真正成“帝”成“王”，其中一大挑战即为能否走出敌对势力陷阱，借以切实的“三大自信”解开这一心魔。

其三，《时代》周刊还将习式父子二人放在了同一天平的两端，指出不同于思想自由的习仲勋，习本质上更趋于保守。此对比，与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评价神似。根据中共异议者们口耳相传，香港《明报》在介绍该杂志人事变动时如此描述，“被问及对国家主席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曾给《炎黄春秋》的‘办得不错’的题字。杨继绳表示：‘没用的。政治基因不可遗传。’”

所谓的异议者，显然只是看到了习趋于保守的一面，比如坊间盛传的“七不讲”，对言论自由愈发保守的高压管制，以及为占领意识形态主战场而作的杀气腾腾的“8•19” 讲话。而自动忽略了习比之于前辈更加开放的一面，比如其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开先河地力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协会议上大谈中国式民主，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并借此契机回答了自由民主派对宪政的诉求。当然，如果愿意，还可以列举更多，比如外交场合上更加接近西方政客的做派，无不令世界为之耳目一新。

最后，文章还想当然地将习近平愈发下沉的对国内外批评声音的忍耐度归咎于中共，而忽略了西方自身的傲慢与偏见。事实上，习近平忍耐度的低沉，有中共自身危机感的原因，也有西方偏见的助推，致使原本可以避免的“下沉”变本加厉。每遇藏人自焚，总是天然地将矛头对准中共当局，武力镇压等充满臆测和想当然的噱头频频见诸报端；每遇涉疆恐怖袭击，最先想到的不是针对平民的血腥暴力，而是为暴徒辩护，将恐袭视作他们对抗当局的绝望呐喊；每提到人权，就抱持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将中国人权状况指斥得一无是处……在西媒看来，中国俨然是专权专制、腐败丛生、道德沦陷、环境恶化的“大本营”，以此为大前提，得出的各种负面结论都可能是“理所应当”的。诚如美国一家新闻专业机构评估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后的深度剖析----长期以来，众媒体“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牢笼，更不愿意放下架子去了解发展中的中国”，于是“主观臆想了很多报道中国的主题与理由”。它们不相信中国能够持续发展，预测中国会发生动荡、政治变革或经济崩溃等；宣扬中国会进行武力扩张；甚至把中国当替罪羊，无法解决的国际问题、经济问题都认为是中国造成的。待到这一次，《时代》周刊给习近平扣上“低忍耐度”的帽子时，给出的理由也很单向度，内容也围绕中西方的常见分歧领域展开，比如西方指摘的网络间谍、市场准入和少数民族待遇等问题。《纽约时报》在为驻北京记者争取更长期限签证的同时，以社评高规格回击，“一个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世界领袖的政权，应该具备应对真实的审视和批判的能力。”

任尔东西南北风。身为最高党报和喉舌，《人民日报》已经攒足了精气神开始为这位西方媒体眼中的布尔乔亚帝王上台两周年谋篇布局。由该报客户端发送的《新设计师习近平》的长文，以打油诗“改革路不平，看看习近平”定好了基调。没错。过去的两年时间，是属于习近平的；未来的若干年，也终归是属于习近平的。中国之如何，关键也在于习近平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力。是唤醒中国，还是放任这只醒来的狮子，往往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