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著名歌手凯蒂・佩里一首名叫《黑马》的新歌很火，其中有句歌词：“她会吃掉你的心，就像杰弗里・达默那样。”达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名连环杀手，以吃掉受害者著称，1994年死于监狱。20年过去了，为什么达默依然存活于当代文化中？那些黑暗故事究竟有何吸引力？为什么有些杀手成为“名人”，另一些却被遗忘？
《沉默的羔羊》剧照
连环杀手和家庭暴力，哪个更危险？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连环杀手制造的谋杀案从未超过当年谋杀案总量的1%，而2012年，因家暴导致的命案却占总量的12.5%。然而，家暴命案很少引起公众关注，连环杀手的故事却能长久流传，甚至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黑暗是人生的一部分
美国犯罪学家司考特・伯恩博士在其新书《我们为什么热爱连环杀手》中尝试解开上述之谜。他说：“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从杀手身上得到怎样的启示？我们对自己又有多少认知？人们热衷于了解黑暗一面，而黑暗是人生的一部分。”
探寻连环杀手的内心世界对不少人而言具有强烈诱惑。在美国国家犯罪与惩戒博物馆，59岁的游客乔安娜・马弗尔描述了他们一家人对犯罪案件的浓厚兴趣：她的祖父是犯罪类杂志的忠实读者；她的父亲声称曾在芝加哥见过黑帮教父阿尔・卡彭；而她本人则热衷于探究杀手的童年对其一生的影响。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对杀手何以变成杀手更感兴趣，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马弗尔说。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连环杀手警示信号：尿床、虐待动物和纵火。这源自1963年一个名叫约翰・M・麦克唐纳的精神病学家基于100名有暴力行为病人的研究，又称“麦克唐纳三要素”。但后来的研究驳斥了这一说法，认为麦克唐纳的研究设计不够合理，且样本太少，上述童年表现不足以预示长大后会有暴力行为。
目前，尚无一个简单办法来确定一个人是如何成长为连环杀手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有很多因素影响到人的行为，就像你无法枚举一个人决定结婚的所有理由，也不可能穷尽一个人变成杀手的所有原因。极端暴力极端刺激
拉德福德大学连环杀手数据库显示，美国自1900年以来共出现过2600多名连环杀手，居全球首位；英国次之，有142名。美国布法罗大学研究连环杀手和犯罪文化的教授戴维・施密德说，因为美国连环杀手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所以每当提及连环杀手，人们往往不由自主认定他是美国人。
美国之所以多产连环杀手，与其高暴力犯罪率休戚相关。其中一些杀手作案手段残忍离奇，很容易“吸睛”，从而一举成名。试想，当每天的新闻充斥着枪击事件报道，如果再发生一桩新案件，受害人依然为枪所伤，人们的反应势必趋于麻木；而如果杀手是持刀捅人，对受害人实施折磨、强暴，甚至吃掉受害人，那一定会“脱颖而出”，成为公众话题。
美国国家犯罪和惩戒博物馆经理蕾切尔・彭曼说：“我对枪支暴力已经‘免疫’，但如果有人持刀行刺，我的身心都会感觉受到惊吓。这是不同的感受。两者虽是同种性质的犯罪，但实际感觉不一样。”
施密德教授也说：“我们已经基本丧失被惊吓的能力，现在需要非常非常极端的犯罪才能让我们恢复那个能力。”
而出名的连环杀手恰恰因极端而出名。有的因为作案手段凶残，比如，著名的杀人狂魔丹尼斯・雷德自称“BTK”杀手，意即“绑、虐、杀”；有的因其疯狂程度，比如“十二宫杀手”每次作案后，都会向媒体寄一封信，留下密码和线索，向警方挑衅。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深深吸引着公众，而对答案的渴望又能让热度持续。
真实、虚构彼此交融
除对公众生理和心理产生强烈刺激外，连环杀手的故事还能极大调动人们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拥有畅销小说的基本元素：危险、神秘、英雄、恶棍、因果报应。
“有时你很难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迅速画出一条实实在在的界线，”施密德说，“犯罪真人秀常常使用小说技巧来凸显戏剧效果，而小说常常基于真实事件以增强现实感。”
这就是为什么对阅读连环杀手报道或观看电影《沉默的羔羊》，公众可能感觉并无多大区别。“他们同样耸人听闻，同样娱乐百姓。”伯恩在其书中写道。
事实上，小说和现实确实彼此交融：《沉默的羔羊》中收集人皮的角色布法罗・比尔，其原型部分基于真实杀手埃德・盖因，他喜欢收集女人的肢体；杰弗里・达默无数次被拿来和食人的汉尼拔・莱克特做比较，尤其是在《沉默的羔羊》公映之后。
甚至连新闻报道也出现以故事手法描述连环杀手的倾向。伯恩阅读了1995年至2013年间《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所有提及连环杀手的报道，发现35%的文章用到“恶魔”、“怪物”、“邪恶”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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