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的所在地。作为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的部门，中组部在过去90年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体系。然而，在中共反腐大潮中暴露出来的山头主义、带病提拔、边升边腐等问题，凸显出中组部在地方官场选人用人方面介入不够所造成的失察。在中共重构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的道路上，中组部在人事任命方面“去地方化”，确立“新常态”是应时之举。
日前，党媒《人民日报》刊登题为《“CT式考察”让干部更透明》的文章透露，中组部近期的后备干部选拔方式存在五点变化，从以前沿用多年、重程序重形式的平面化考察，变为重实效重内容的立体式考察。文章还透露，作为中组部首次参与司局级干部选拔任用的考察工作。
文章指出中组部考察干部的五个主要变化：一是减去了会议推荐的程序，在领导班子成员、单位中层干部正职、司内正处级以上干部中采用谈话推荐。二是评价方式多样化，进行领导能力和心理素质测试，并就一些时政敏感问题进行“面试”。 三是档案审查严格细致，在仔细审查干部档案的基础上，还将与干部本人面对面一一核对。四是取消谈话时间限制，考察组会“现场指导”，根据考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指出干部个人存在的不足，提出改正的要求。五是司局级干部，首次加入到中组部领导的谈话范围。
初看上去，中组部种种举措似乎是一种“形式之变”，然其实质却是拓宽了中组部在地方选人用人方面的参与范围。通常情况下，司局级级别的干部多任职于地方，
过往情形，此类干部的任命多是由地方组织系统负责。如今，
中组部直接参与到司局级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加大对地方组织、人事系统的监督，是对地方势力的一次“削权”。此外，减去会议推荐程序，改由谈话推荐，则是拓展了候选人的推荐范围，也增加了公开透明性，减少地方势力的“干扰”。种种举措表明，中组部在选人用人方面加快了“去地方化”的步伐，严防“山头主义”。
从周永康在中石油及政法系统扶持个人势力，到山西官场地震中暴露出来的落马贪官之间的交错关系等等，许多贪腐问题与“山头主义”难以撇清关系。以往的乱象表明，受中央直属的中组部功能相对弱化，尤其是在地方官场难以插手。
而地方组织系统又需接受当地“一把手‘以“集体”名义的领导，往往沦为其任人唯亲的工具。
地方组织系统另一弊病则是被腐败利益渗透，致使纲纪废弛，如四川黑金商人刘汉、山西黑金商人张新明等反而被视为一方“组织部长”。破除地方“山头主义”，涤荡和改制地方组织系统就成为中共官场生态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
中共派出的各巡视组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查出不少问题，地方干部插手人事任命、干部档案造假，带病提拔，边升边腐等等。虽然官员贪腐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问题，但是组织系统亦有监管失职之责。而要改良中国官场生态，一方面要求把已经高度腐烂因子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就须着手重建一套健康的组织体系，严把执政体系关口就尤为关键。
重新构建政治生态环境，中组部需要把控住“核心业务”，
一是党建工作，一是管理干部人事。在官员党性方面中组部在7月下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对中共各级干部提出“两个防止”的要求，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
时隔12年后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是中组部在管理干部人事方面的“适时调整”。
不仅如此，地方组织系统一把手空降或交叉任职成为常态。官媒已经向外宣称，经历一系列人事调整后，现今全国31个省份组织部长中，28个为异地调任。此举对于破除地方官场势力、重整中共组织体系来说意义重大。
习近平等中共新高层志希冀借反腐风暴
改换中国官场生态，提出建立“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份任务需要中纪委及中组部“联手”从破到立，重构中共政治生态，首先由中纪委发力，大面积清除“苍蝇”“老虎”等腐败毒瘤，其次，由中组部确立选人用人的“新常态”，谋求组织系统的重建，这其实也是打造关住权力的“笼子”的一部分，是“治本”的一部分。
显而易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一党执政制度的国家来说，如何选人用人事关政治风气，始终是一项关键任务。作为中共执政的核心机构之一，中组部被赋予重构政治政治神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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