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这一错误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也给毛泽东本人在精神上以重大打击。据有关人员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曾大病一场，一下子衰老了很多，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政治家，毛泽东为什么会犯下这样一个令他极感痛心和难堪的错误？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本文拟根据笔者近些年来搜集和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希望通过这一探讨描述出毛泽东选择林彪作接班人的心路历程，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
（一）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就是，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就极为赏识。这种赏识，可从抗战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师哲的一段回忆见其一斑：
1943年7月16日，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2]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赏识林彪？这当然与林彪的个人能力和战功有关。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中共将领中是比较突出的。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访问时，当时年仅28岁的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年轻有为，“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3]。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林彪都立下了显赫战功。对林彪的战功，埃德加·斯诺在1957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曾评论说：“就资历而论，林彪不及贺龙、肖克、罗炳辉、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但他在从南昌起义迄今（1957年，引者注）的整个时期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无人堪与匹敌。”[4]应该说，这段评论与事实并无多大出入。林彪的这样一种军事指挥能力和显赫战功，是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勿庸讳言，毛泽东赏识林彪，也与林彪在历史上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分不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四军内部曾在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红军的前进方向等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曾一度处于少数地位，并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在这场争论中，身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之一。1966年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曾说：红四军“七大”时，遭到内部同志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5]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当时的“左”倾中央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和排挤，曾经非常孤立，很少有人敢与毛泽东来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处境时曾说：那时候他曾被“搞得臭得很”，“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6]。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红军长征前夕，分别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政委的林彪和聂荣臻来到瑞金城外沙洲坝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了毛泽东。这在当时，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7]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林彪虽然偶尔也与毛泽东唱唱反调，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毛泽东表现出的是一副支持和拥护的姿态。这种姿态，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红大校长林彪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门，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要杀害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在这时，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什么事啊，这么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毛泽东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
毛泽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8]
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无疑也是毛泽东赏识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个学者曾指出：“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9]这段话，亦可以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下一个很好的注脚。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非常赏识，所以战争年代林彪担任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职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核心部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林彪任校长的抗日红军大学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黄埔军校”。抗日战争时期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是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让林彪去山东开展工作，后又在半途将他召回，改派去东北，掌握这一在当时来说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是各野战军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大的一个野战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将帅中，战争年代最受毛泽东器重的莫过于林彪。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选择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新的接班人，是与革命战争年代他对林彪的这种赏识和器重分不开的。
（二）
众所周知，“文革”前毛泽东对外公开宣布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对接班人的考虑上，并不像对外宣布的那样简单。“文革”前，毛泽东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外[10]，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把刘少奇看成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视野的，除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发生前一二年，刘少奇甚至已被毛泽东摒除在接班人的范围之外，接班人人选只剩下邓小平和林彪。而在邓和林之间，毛泽东又更倾向于选择林彪。
毛泽东比较正式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应是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开始的。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1]他不想当主席了，谁来当呢？这是毛泽东很自然要考虑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他应是顺理成章的接班人。而且，按照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说法，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但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时，显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刘少奇，而是把选择范围放得比较宽。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增补林彪和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间唯一一次增补政治局委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人事变动背后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其性质与他以往的任何一次升迁都不相同。这种不同就在于，这次的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一道，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高层人事安排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央同时设立了四位副主席，并且设立了一位总书记。设立四位副主席虽然是刘少奇提议的，但毛泽东认可这一提议，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并没有确定刘少奇是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成为比刘少奇前景更为明朗的接班人人选。与邓小平一起进入政治局的林彪，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并没有被毛泽东排除在物色接班人的范围之外。这从下述两点可以看出：其一，林彪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迟早的事了。其二，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党的主席时，同意毛泽东的只缺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没有投给自己，但也没有投给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12]这一票的含义非同寻常。它强烈地显示出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如果撇开政治思想、政治品质、个人威望以及组织决定等因素不谈，仅就个人感情而言，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林彪。但显然他还更多地考虑到了其他因素。就林彪而言，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威望不如刘少奇，身体健康和政治素质等方面不如邓小平，在历史上多次表现出政治的不成熟，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在考虑让林彪做接班人时不得不颇费踌躇的问题。林彪在中共“八大”上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应该说与此有关。
如果说在中共“八大”上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之一来培养的意图，那么时隔不久，毛泽东的这种意图便明朗化了。1958年5月，林彪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林彪的这次升迁，过去也少有人注意。但实际上，这次升迁意味着林彪正式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之一。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解释中央为什么要设立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时，曾有过一个形象的“防风林”的说法。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设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恩，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13]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防风林”的说法，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就进入了毛泽东所谓的“防风林”，具备了接班人的资格。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其原因笔者已在上文提及，即林彪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都有一些不足之处。毛泽东之所以也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培养和考察对象，除了历史原因和感情上的倾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能考虑到了年龄的因素。林彪比邓小平小3岁，比刘少奇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年龄因素是当时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相比，所具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如果要说当时有一个接班人序列的话，那么在这个序列上，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是，这种情况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发生了改变。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从纠正当时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目的出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他指出，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运动以来，农业和工业方面“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成绩的关系，不能总是说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就当时来讲，应该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还不止。他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5年、10年后再作结论。这些批评现在来看并不过分，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不同意见。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是很有看法的。刘少奇后来之所以被毛泽东认定为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与这些批评有重要关系。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因此，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即使没有完全被否定，也发生了严重动摇。此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又先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如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等，有时甚至发生激烈争论，毛与刘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已基本下定决心，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这也就意味着，刘少奇不可能再是接班人了。
刘少奇被毛泽东否定以后，林彪和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就凸现了出来。据王稼祥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曾找他谈话，其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14]在林彪与邓小平之中，当时毛泽东更倾向林彪。毛泽东对邓小平本来也是十分器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邓小平在三个接班人人选中，甚至一度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时，有一段时期是把他放在刘少奇之前的。[15]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对邓小平渐渐也产生了一些不满。他认为邓小平不听话，邓领导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与此同时，林彪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别有用心地大肆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摆出一副紧跟毛泽东的姿态，从而加重了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文革”前，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6]对林的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与“文革”前林彪就是接班人人选之一也是分不开的。
“文革”初期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这一错误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也给毛泽东本人在精神上以重大打击。据有关人员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曾大病一场，一下子衰老了很多，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许多年的政治家，毛泽东为什么会犯下这样一个令他极感痛心和难堪的错误？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本文拟根据笔者近些年来搜集和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希望通过这一探讨描述出毛泽东选择林彪作接班人的心路历程，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
（一）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就是，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就极为赏识。这种赏识，可从抗战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师哲的一段回忆见其一斑：
1943年7月16日，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2]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赏识林彪？这当然与林彪的个人能力和战功有关。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中共将领中是比较突出的。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访问时，当时年仅28岁的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年轻有为，“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3]。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林彪都立下了显赫战功。对林彪的战功，埃德加·斯诺在1957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曾评论说：“就资历而论，林彪不及贺龙、肖克、罗炳辉、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但他在从南昌起义迄今（1957年，引者注）的整个时期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无人堪与匹敌。”[4]应该说，这段评论与事实并无多大出入。林彪的这样一种军事指挥能力和显赫战功，是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勿庸讳言，毛泽东赏识林彪，也与林彪在历史上对他的拥护和支持分不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四军内部曾在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红军的前进方向等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曾一度处于少数地位，并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在这场争论中，身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之一。1966年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曾说：红四军“七大”时，遭到内部同志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5]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当时的“左”倾中央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和排挤，曾经非常孤立，很少有人敢与毛泽东来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处境时曾说：那时候他曾被“搞得臭得很”，“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6]。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红军长征前夕，分别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政委的林彪和聂荣臻来到瑞金城外沙洲坝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了毛泽东。这在当时，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7]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林彪虽然偶尔也与毛泽东唱唱反调，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毛泽东表现出的是一副支持和拥护的姿态。这种姿态，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红大校长林彪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门，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要杀害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在这时，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什么事啊，这么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毛泽东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
毛泽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8]
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无疑也是毛泽东赏识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个学者曾指出：“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9]这段话，亦可以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下一个很好的注脚。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非常赏识，所以战争年代林彪担任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职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核心部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林彪任校长的抗日红军大学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黄埔军校”。抗日战争时期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是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让林彪去山东开展工作，后又在半途将他召回，改派去东北，掌握这一在当时来说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是各野战军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大的一个野战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将帅中，战争年代最受毛泽东器重的莫过于林彪。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选择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新的接班人，是与革命战争年代他对林彪的这种赏识和器重分不开的。
（二）
众所周知，“文革”前毛泽东对外公开宣布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对接班人的考虑上，并不像对外宣布的那样简单。“文革”前，毛泽东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外[10]，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把刘少奇看成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视野的，除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发生前一二年，刘少奇甚至已被毛泽东摒除在接班人的范围之外，接班人人选只剩下邓小平和林彪。而在邓和林之间，毛泽东又更倾向于选择林彪。
毛泽东比较正式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应是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开始的。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11]他不想当主席了，谁来当呢？这是毛泽东很自然要考虑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他应是顺理成章的接班人。而且，按照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说法，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但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时，显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刘少奇，而是把选择范围放得比较宽。
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增补林彪和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在1945年到1956年的11年间唯一一次增补政治局委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人事变动背后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人事变动与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林彪的这次升迁，其性质与他以往的任何一次升迁都不相同。这种不同就在于，这次的升迁，意味着他与邓小平一道，进入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央高层人事安排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央同时设立了四位副主席，并且设立了一位总书记。设立四位副主席虽然是刘少奇提议的，但毛泽东认可这一提议，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并没有确定刘少奇是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实际上已成为比刘少奇前景更为明朗的接班人人选。与邓小平一起进入政治局的林彪，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他并没有被毛泽东排除在物色接班人的范围之外。这从下述两点可以看出：其一，林彪在政治局委员中的排名，仅在六位常委之后，这显示出了他的非同一般的地位，意味着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只是迟早的事了。其二，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党的主席时，同意毛泽东的只缺一票。这一票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票。毛泽东这一票没有投给自己，但也没有投给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而是投给了林彪。[12]这一票的含义非同寻常。它强烈地显示出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如果撇开政治思想、政治品质、个人威望以及组织决定等因素不谈，仅就个人感情而言，毛泽东更倾向于选择林彪。但显然他还更多地考虑到了其他因素。就林彪而言，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威望不如刘少奇，身体健康和政治素质等方面不如邓小平，在历史上多次表现出政治的不成熟，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在考虑让林彪做接班人时不得不颇费踌躇的问题。林彪在中共“八大”上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应该说与此有关。
如果说在中共“八大”上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之一来培养的意图，那么时隔不久，毛泽东的这种意图便明朗化了。1958年5月，林彪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林彪的这次升迁，过去也少有人注意。但实际上，这次升迁意味着林彪正式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之一。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解释中央为什么要设立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时，曾有过一个形象的“防风林”的说法。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设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恩，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13]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防风林”的说法，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就进入了毛泽东所谓的“防风林”，具备了接班人的资格。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其原因笔者已在上文提及，即林彪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都有一些不足之处。毛泽东之所以也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培养和考察对象，除了历史原因和感情上的倾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能考虑到了年龄的因素。林彪比邓小平小3岁，比刘少奇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年龄因素是当时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相比，所具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如果要说当时有一个接班人序列的话，那么在这个序列上，刘少奇排第一，邓小平排第二，林彪排第三。但是，这种情况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发生了改变。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从纠正当时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目的出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他指出，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运动以来，农业和工业方面“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成绩的关系，不能总是说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就当时来讲，应该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还不止。他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5年、10年后再作结论。这些批评现在来看并不过分，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不同意见。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是很有看法的。刘少奇后来之所以被毛泽东认定为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与这些批评有重要关系。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因此，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即使没有完全被否定，也发生了严重动摇。此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又先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如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等，有时甚至发生激烈争论，毛与刘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已基本下定决心，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这也就意味着，刘少奇不可能再是接班人了。
刘少奇被毛泽东否定以后，林彪和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就凸现了出来。据王稼祥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曾找他谈话，其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14]在林彪与邓小平之中，当时毛泽东更倾向林彪。毛泽东对邓小平本来也是十分器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邓小平在三个接班人人选中，甚至一度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时，有一段时期是把他放在刘少奇之前的。[15]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对邓小平渐渐也产生了一些不满。他认为邓小平不听话，邓领导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与此同时，林彪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别有用心地大肆吹捧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摆出一副紧跟毛泽东的姿态，从而加重了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文革”前，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6]对林的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与“文革”前林彪就是接班人人选之一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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