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占领运动步入尾声，香港现在开始“重建”。正如美国曾被内战摧毁，香港的法律与秩序现也面对被侵蚀的威胁。
触发此运动的导火线是民主诉求。港人的民主诉求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中期，当时香港经济繁荣、充满自信。
30年来，亚洲的经济增速令人瞠目。所谓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都实施资本市场政策，令个人和集体财富达到史上最高水平。但尽管民众日渐富裕，社会动荡也在不断酝酿。最近新加坡族群气氛有紧张迹象，以及早前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就是两个例子。金钱买不到爱情，也买不到人生目标和成就感。
千百年来，亚洲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形成民族个性，也重视家庭和父权。社会秩序为人生赋予目标，鼓励人们努力工作。
香港回归后不久，香港政府考虑到历史和人文并非维持经济的必要技能，因此把两门学科列为学校非必修课程。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了解商业管理知识，却不清楚中国封建王朝的各种勾心斗角，也不清楚满清帝国如何崩溃、现代中国又如何崛起。
在1990年代黄金时期成长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的父母管教方式都比较宽松，给了他们前所未见的自由度。这一代人就被称为“我”一代。
“我”一代主宰着他们周围的世界，认为自己有理所当然的权利，所以当事情脱离常规，周围环境不再井然有序、不再对他们百依百顺时，他们往往就会不知所措。
很多人认为，港府未能协助年轻人对未来建立正面看法。这种想法只会进一步加强年轻人的权利心态。
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公民负有维持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责任。正如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概括指出：我们作为公民的最首要义务就是服务社会。
占领运动已渐近尾声，我们如今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反思。首先，需要了解香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国际和西方的治理手法、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在何等程度上切合实际需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认识到香港是一个独特之地，现处于不寻常的情况下。
其次，我们需要改变权利心态。虽然香港低税、高福利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行之有效，但民众日渐不切实际，情况令人担忧。长远来看，民众这种不健康的观点必须要通过另一种“税收”形式来加以平衡。例如，香港可推出某种形式的服役制度，不一定是服兵役，而是要求民众为社会服务一段时间，以换取公民权利和利益。如果处理得当，这种做法不仅能培养民众的性格和道德品质，也有助减轻社会福利的压力。
再次，许多香港市民对内地的感情在爱恨之间摇摆。香港仍具备大量创意与人才，需要对自己抱有信心。港人可以做出更多努力，培养身为在港中国人的自豪感，歌颂我们的传统和成就。
香港向来以“我们能做到”精神着称，现在该和年轻人分享这种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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