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草地分裂大约可以称为中共的一大“公案”，对此进行讨论和分析的文章已经不可胜数了。在写《毛泽东三十六计》的过程中，对此类文章有所浏览，在下略有心得。到如今，关于张国焘发出密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基本上已经被证伪。但是，张国焘究竟有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想法，或者说动过这样的念头，这倒是一个值得一聊的话题。作者余不洁，以下为全文摘录。
1938年7月3日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延安的庭院内合影
冯胜平先生的文章《“草地密电”：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在这个方面作了一些非常有益也非常有趣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虽然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冯胜平先生给出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张国焘1935年9月8日发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要他扣留军委纵队的电令。电报如下：
才芳：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棱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需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朱、张
冯胜平先生据此得出如下推论：“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扣留军委纵队，叶剑英时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有理由相信他看到这封电报，并给了毛泽东。在8、9两日所有电报中，这是最有可能引起毛泽东警惕的一封：既然昨天可以下令扣留蔡树藩，为什么明天不可以下令扣留毛泽东？既然张国焘已决心不惜用武力对付军委纵队，他对中央采用同一处置办法，亦在情理之中。”
谈到这封电报，有必要先了解“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一支人马。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奉中革军委10月11号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也即所谓“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第二纵队为党中央、苏维埃政府、供给部、卫生部、医院、银行、兵工厂和印刷厂等组成。从江西出发时，两个纵队大约有八千干部、五千挑夫和少许警卫部队。穿过四道封锁线后，人数锐减。中革军委于12月末将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在长征途中，人员损失很大，部队经常整编、缩编，干部调整频繁，军委纵队的首长先后换过好几任。司令员先后还有李涛、邓发、叶剑英等出任。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成立了新的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所有红军部队由他们统一指挥。随后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路军（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央随行）分头北进，军委纵队也分成了两部分随队行军。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带着党政机关、银行、辎重等部分跟随右路军；政委蔡树藩所部跟随左路军，该部主要是红军医院，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可能就是红军总医院院长傅连璋了，此外似乎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总之，张国焘电报中提到的军委纵队不过就是这些人马，主要是医护人员。有关内容请看《关于红军长征中一份电报的考订》一文，网上可以找到。
另外一个需要了解的问题是，蔡树藩所部当时在什么位置以及叶剑英在什么位置。从张国焘这封电报中大概可以推算出来，蔡树藩所部应在康猫寺一带。查相关资料得知，康猫寺位于红原县的南部、卓克基东北方向。所谓“飞令”乃是由通信员飞马传令之意，由此可以推断，蔡树藩所部没有电台。从宋侃夫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知道，红军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台，都在军和军团以上单位。那么，叶剑英当时在什么地方？毫无疑问，他当时和徐向前、陈昌浩在一起，随前敌指挥部驻在距离若尔盖以东大约15公里的巴西（潘州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蔡树藩所部距离叶剑英的驻地直线距离估计在100公里以上，中间都是极为艰难的草地，部队徒步行军，两天时间走出去都不容易。
我们姑且认为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收到张国焘9月8日的电报后，直接将电报交给传令兵，传令兵然后再“飞马”把它交给蔡树藩，即使如此，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叶剑英在两天之内也未必能看到该电报，而最迟在9日晚，毛泽东和叶剑英就已经决定甩掉陈昌浩、徐向前单独北上了。从《彭德怀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此前很多天就已经开始考虑对付张国焘等人了。只不过，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拉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一起走。此外，李涛继刘伯承之后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在遵义会议后出任三军团参谋长，此后，叶剑英又出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后来应该不会再兼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仅此一点，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给军委纵队的电令的说法也值得怀疑。
如果再深究的话，即便是从常识出发，相信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也不会如此荒唐，把张国焘“将其扣留”的电报直接交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本人。另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传令兵根本就没有找到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或者说蔡树藩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命令。否则，蔡树藩一个军委纵队的政委，凭什么敢抗拒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联署的命令。要知道，原一方面军的5军团、9军团的主官都不敢违抗张国焘的命令。总而言之，蔡树藩可能不仅不知道有“移到马尔康待命”之命令，而且更不可能知道张国焘要“将其扣留”的打算。当然，叶剑英当时更不会知道张国焘的这封电报。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蔡树藩所部没有到马尔康，而是顺利地离开了张国焘统领的左路军，并穿越草地追上了已经出走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举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蔡树藩出任第三纵队（由原军委纵队一部分改编）政治部主任。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国焘以及詹才芳都没有武力解决蔡树藩的意思。否则，一个医院能有多大的警卫力量可以对抗四方面军的主力九十一师呢。我们知道，詹才芳所属的三十一军是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主力之一，首先攻入阿坝的部队就是三十一军93师，他们远离徐向前、叶剑英的前敌指挥部，也远离和右路军在一起的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张国焘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的电令包含多项任务，其中第一个是确保大部队要经过之路通顺，也即“需经之桥则修复之”，第二个任务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也就是说，是派出通讯员快马通知蔡树藩他们，而不是派出部队阻拦他们。张国焘仅仅命令九十一师两团沿途修好桥梁，到指定地点待命而已，并没有武力解决红军医院的任务，否则，一定会有一件后来党史上大书特书的事情出现。顺便说一句，张国焘不愿意过草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忍心舍掉一路追随他的五六千伤兵，从这一点上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张国焘为什么想留滞这个医院。俗话说，慈不掌兵，在这方面，张国焘的确比毛泽东差的太多了。
关于张国焘1935年9月8日这封电报，一些官修的史书，都对它作了改动，以增强效果。“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其中那个关键字“（不）”电报原稿中并没有，而是后人误解或者曲解而加入的。一加上这个“不”字，立即强化了“则将其扣留”的武力强制的意味。前述发表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的《关于红军长征中一份电报的考订》那篇文章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介绍了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的情况以及相关的术语，确认张国焘电报的本意就是如果蔡树藩听了命令，就将他们医院留下。（或许此前张国焘已经允许蔡树藩所部离开左路军去和军委纵队另一部分汇合，而后又反悔，故“将其扣留”，如此也未可知。因手头资料有限，无法确定。）该文作者孙果达，张蕾蕾，来自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另外，这个电文显然不是电报的全部内容。因为有“甲”，却没有“乙”，似乎不通。因条件限制，详情不确。
退一步讲，即便张国焘下令强制扣留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部，这也是在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即便有点霸道，到也谈不上多么出格，毕竟军委纵队是红军总部军委正、副主席的下属，而蔡树藩假若不服从命令，则是明显的违反军纪。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从身边的故事看，当官的不欺压下属的少见，但是，敢于反抗上司的恐怕更是少见。由此可知，以张国焘下令扣留下级部属进而推出张国焘也敢谋逆中央的结论在逻辑上有问题。冯胜平先生以此电报为依据推断张国焘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而毛泽东、叶剑英是确实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之后才出走的这个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一点可能是冯胜平先生文章中最大的遗憾。
既然张国焘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根本不存在，那么，我们可以追问，毛泽东率领1、3军离开究竟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更坦率地讲，是他有计划地要甩掉张国焘，还是预感到张国焘的武力威胁而不得已出走？
我们从松潘战役后开始分析。八月一日，红军总司令部作出攻占阿坝、进军夏河流域为战役目的的指示。八月三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正式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行军路线和战役目标，长期流行的一种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简而言之，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然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战役部署的重心以右路军为主。后来，是张国焘违背了既定的战役计划，没有率领部队靠拢右路军。
按照上述官方说法，左右两路在班佑会合，看地图会发现，左路军的战役目标阿坝明显背离前进方向，从行军的路线上看，是绕了一个大弯，（按照现代公路计程，从卓克基到阿坝约240公里，从阿坝到班佑约240公里，红军的实际行军路线估计会远很多）左路军行军路线的长度大约是右路军三倍以上，这显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当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红军总司令部为何舍近求远、作出如此部署？反过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占领阿坝、获得给养，那完全没有必要派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去，只要四方面军一个师就足够了，尤其不需要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红军总部亲自统帅。无论如何，中央军委制定这样一个古怪的战役计划并且能够获得中央的认可是令人费解的，官方的解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还有文章说，制定这个战役计划时毛泽东迁就了张国焘，或许想以此来解释战役计划的缺陷，只是这个说法非常不符合毛泽东的个性和为人处事的原则，而且由此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战役计划刚刚开始执行不过几天，他就不再迁就张国焘了呢？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幸好我们能看到《夏洮战役计划》的原文，如此便一目了然了。
夏洮战役计划
（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95页，《中国甘肃网》上也有，似乎更完整）
甲、敌情判断（与主题无关略）
乙、新的战役纲领
据上述判断，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目标，其纲领如下：
（一）岷江沿岸及耿达桥方面的钳制支队（与主题无关略）
（二）我军主力由毛耳[儿]盖、喀龙迂回松潘或北出包座既受阻碍，应即以主力一部迅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我原在喀龙、毛耳[儿]盖主力应经竹勋坝向班佑、阿细（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另以得力一部沿小姓沟并羊角塘钳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万一由阿细（西）北进无路，则再改经阿坝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我军。”注意，是“接引”右路军（到阿坝方向），而不是靠拢右路军（到班佑方向）；是从阿坝向北探进，而不是从班佑向东。然后，红军先占领夏河流域，再向东“压迫敌人”，往洮河流域推进。
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共持续了三天，除王稼祥之外，和两大方面军在一起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与会，这次会议的权威性无可置疑。根据《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文介绍，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参加这次会议，作为唯一的军事干部列席，应该是为了向会议介绍《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计划》需要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说应该不会有问题，故意回避这个事实倒是有问题。需要指出的一点，在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始终是少数，其意见得不到采纳，这也是张国焘一直不满意中央的地方。也就是说，毛泽东如果对这个战役计划有重大质疑的话，该计划不可能顺利通过。此后，“八月十日，前敌总指挥部在毛儿盖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对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提出如下部署：（一）右路先遣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二）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三）先遣团和各梯队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内，完成出发准备，并一律备足十五天粮食。”（转引自“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历史考察”作者：肖殅《长征新探》）
从上述两个红军指挥机关正式制定的军事计划可以看出，官方的说法是明显违背事实真相的，回避沙窝会议政治局正式批准《夏洮战役计划》尤其不当，而如何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和此后红军的分裂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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