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辽宁日报》头版公告并4版整版刊发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挑起了不少纷争。迎战者不绝于耳，将近期高校内部潜藏的意识形态战火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信炮轰高校“呲必中国”泛滥，随后署名“国平”评论力挺，自由派学者如北大教授贺卫方等人迎战迅速遭到弹压。11月18日论战升级，求是理论网发文《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高校教师积极充当西方政治的传教士向民众灌输西方的政治思想，炮轰其目的即“为中国早日全盘西化、改旗易帜”。正如之前在早前的文章中所称，此次围绕高校意识形态混战看来绝非偶然。实际上，去年819讲话之后意识形态领域风声趋紧。10月份中办下达的高校党委下的校长责任制文件，11月份高校校长《求是》刊论意识形态重要性，可见中共开始对高校发力，掀起意识形态保卫战。在网络空间、军队、文艺界接连“沦陷”后，大陆高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充满火药味的战场。
有分析称，高校正在被意识形态化，极有可能有高层的直接授意。虽然在某些具体关节的因果关系上，我们无法判断。但是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已经显现，所谓《辽宁日报》公开调查内容以及随后与中央重量级喉舌的“唱和”，很有可能是一场舆论预演与造势， 不管是其主动的自选动作还是省委的指定动作都可能成为未来一连串动作的预演或者说序幕。这一变局透露了中共高层对当下高校意识形态格局的焦虑。当年邓小平在六四时反思中共最大失败在教育，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也定然有急切整肃高校意识形态杂乱地、正本清源的危机感与紧张感。
事实上，当改革开放的活力衰退时，中共便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更大的阻力。2012年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后，中共意识形态安全频亮红灯。借助大众传播时代的技术支持，一大批有影响的高校教师成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主导者。这些思维活跃并深受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熏陶与中国自由派学者乃至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声音形成群体效应，挑战甚至绑架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势必引起中共的注意。比如被北大开除的副教授夏业良、遭华东师范大学解聘的教授张雪忠都因为触犯中共禁忌成为当局“定义”的潜藏在高校的“定时炸弹”。2013年习近平发表819讲话，被视为为意识形态工作定调，而随后“七不讲”传言汹汹，今年社科院“中招”遭点名……在此局势下，高校处境恶化苗头初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为重要的是，中共更致命的忧虑可能还是在于未来学生的底色。在中共的认知中，如果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攻占”，其思想在学生中如瘟疫般扩展，那么中共意识形态的统一体系便面临崩溃。也许在若干年之后，这些学生成长为未来政坛的生力军后，中共会发现他们事实上乃是替西方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那么这当真是吃着中共的饭砸中共的锅了。
今年早些时候，《环球时报》曾刊社论讨论爱国和爱党的关系，这显然在中共意识形态中时不容置疑的。但在今天，它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将二者“割裂”的声音更令中共无法容忍。10月23日《环球时报》再将矛头对准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爱国贼”骂的不是贼》中称，茅于轼猛烈抨击“爱国贼”，本身就是针对爱国主义讨论的严重出轨。它包含了对相当一批爱国者和人们通常理解的爱国主义的挑衅性质疑甚至蔑视。同时，“敌对势力”成为反复出现在当局话语体系的高频词汇，甚至有军方背景的《较量无声》更披露他们渗透高校培植力量，在中国高校师生中寻找代言人，甚至给予出国留学机会引诱，指责敌对势力从未放松与中共争夺下一代。
另外，香港占中风暴给予中共的现实提醒也是相当显而易见的。香港2015年政改遭遇杯葛，占中三子一声号令动员数万师生在国庆前后走上街头搞政治对抗，加之早前推行国民教育科的“失利”，这不得不让中共反思香港高校师生在内地造成的不良示范效应，也同时惊醒了中共对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潜在政治力量的认识。
前车之鉴犹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空气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学生积极介入政治的大流行，直到与当局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激烈的碰撞，造成彼时的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惨重的代价。1989年正是六四风波时期，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也正是由此，高校政治教育在六四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始终处一个相当严密的控制中。今天，中共也会紧张当下的高校教育不是太严格了而是太宽松了，自己的高校非但没有培养出中共和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反而是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养孩子”，任由他们生长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高校中端着社会主义的饭碗砸中共的锅。
从历史上看，高校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也不容中共稍有闪失。当年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无一不是借助大学的讲堂或者学生运动起家。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过去有学者提出50多名党员中有工人，但是没有谁能找出谁是工人。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大学教授，而13名中共一大代表都是教师或学生。比如李大钊担任北大教授，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陈独秀也被蔡元培延聘到北大执教直到1919年被迫离开。所以说，正是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在高校发起新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礼和意识形态的再塑造，瓦解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时培育出最早的进步学生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共的人员准备，进而成为旧中国的破坏力量。所以中共自始至终都极力强化高校的政治风向的控制，中共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包括文革本身，高校都被视为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两校”（北大和清华）被牢牢控制在“四人帮”手中。而今天，中共同样会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和必然的逻辑。
所以正是由于这些现实的危机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为执政党，中共高层不得不审视当下高校意识形态的乱局可能再度因为自己的放松导致失控悲剧的重演，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论战中丧失学生便等于丧失未来。个中局势之紧张的确可以用时不我待、刻不容缓以蔽之。
当然，这只是从中共本身的考量而言，如果从整体看，高校毕竟不同于军队，它更接近于文艺界。中共高层也许确实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基调，甚至有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直接批示。但不意味着搞“思想专政”，彻底拆毁思想自由市场的屏障。而今看来，当下高校意识形态火药味十足，是中共本身执政能力和素质问题，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的要求至今未在其身上扎根。他们过于小心谨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套用毛泽东的话，让人开口说话，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谁也翻不了天。
诚然，意识形态本身具有政治性，也具有阶级属性，任何一个统治阶层都不会将阵地拱手让人，这正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的政治焦虑所在。但是，更需要看到的这本身是一个思想自由流通、各种思想潮流兼容并蓄的时代，任何意识形态的安全首先是建立在开放的不断汲取积极成分，并在各种挑战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秦朝李斯所著《谏逐客书》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若果然在高校搞坚壁清野，彼时不能引用孔家店、而今搞“七不讲”，则不独高校，中共的意识形态将永远难以安全。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究其根本不在于对高校意识形态控制得不够，管制的不严格。打铁还需自身硬，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中国能否在意识形态上说服众人。要说一种思想一种学说甚至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先进，那么就不应该惧怕任何的挑战。五四时期的师生有彼时辩别真伪的能力，能够从中寻找共产主义的真谛，难道今时今日的中国师生便丧失了这种能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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